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

洮州是内地通往藏区的必经之地,明朝从建国初年就认识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进行重点经营。除了建卫置堡,实施土官、僧纲等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外,明政府还注意加强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采取＂朝贡＂贸易、茶马互市和军民屯田等形式的经济管理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王朝同以洮州一带为主的西番诸卫的联系,推动了当地汉、藏、回等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浅析西海蒙古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从16世纪伊始大约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内,东蒙古(靼鞑蒙古)以亦不剌、阿尔多厮(即满都赉阿固勒呼)和俺答汗为首的一些部落相继入迁青海,活动于西海(青海湖)地区。他们的入迁,打破了明初以来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又与明军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威胁着明廷的西北边防,因而在明清许多文献中;他们被冠以“海夷”、“海寇”,我们则称之为西海蒙古。西海蒙古的活动是整个蒙古历史及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对有明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就西海蒙古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做一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蒙古鄂尔多斯部首领满都赉阿哈剌忽事迹考辨

满都赉阿哈剌忽是明朝中期蒙古鄂尔多斯部的重要首领,他出身于西方的卫拉特部落。正德年间,因反抗达延汗失败,他被迫和亦不剌一起进入西海。他在西海为蒙古开辟了新领地,为藏传佛教东传创造了条件。     

传统堡寨的社会性设防机制

堡寨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普遍存在的聚落或建筑防御形式,而在其基本的外围线性设防的建筑实体形态之下,却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人文属性。基于此,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针对堡寨的建造与运作的社会职能进行剖析,指出堡寨在发挥日常保安与抗患拒恶的防御作用的同时,仍有着控制拓展势力以及文化心理表达等方面的复合职能。围绕堡寨建设的组织管理权属性质,分析总结出社会基层聚落堡寨、自卫武力据点堡寨、国家军事防御堡寨三种主要类型。在综合考虑使用集团的动机意图与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揭示堡寨具有防卫与攻击的双面性格内涵。     

明代入藏道路站点考释

明代入藏道路站点考释庞琳有明一代，对西部藏族地区和前朝元代一样，是十分重视的。洪武二年（１３６９）明廷在平定陕西之后，即派遣陕西省员外郎许允德持诏前赴甘、青、川藏族地区招谕西番诸部，是为明王朝遣官赴藏区之始。接着在藏族地区的朵甘和乌斯藏置卫，后改为行...     

《岷州卫建城碑文》与岷县《二郎山铜钟铭文》考论

《岷州卫建城碑文》与《二郎山铜钟铭文》为考证明代岷州卫、洮州卫的建制、规模、历史提供了绝好的证明。岷州卫不是从岷州千户所升置而来,洮州卫也不是从洮州千户所升置而来,这在正史中并未说明。《二郎山铜钟铭文》还对西固城千户所、礼店千户所的设置均有订正。     

明失哈密述论

明初西北七卫的建署与哈密的地位元朝灭亡后,西域分裂,吐鲁番、库车迤西迤南为察合台汗国后裔所据;天山迤北迤东为蒙古瓦剌部领地;罗布淖尔(罗布泊)地区为撒里畏吾儿人所据;哈密则处于元威武王纳忽里统治之下。洪武五年,明朝平定河西,在肃州(酒泉)设镇驻守,明朝声威远播西域。在这种形势下,西域地区各民族便渐渐向明朝靠拢,与明朝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洪武七年,撒里畏吾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来贡,明廷将其部属依地域分为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各颁铜印,准其分别入贡。次年设安定、阿端二卫统其四部。安定卫大约     

明代活动在西海的蒙古俺答汗后裔

丙兔是俺答汗第四子,土默特万户畏兀慎部的首领。嘉靖年间,他被留在西海驻牧。在西海,他一直游牧于海南与莽剌川之间,并主持修建了仰华寺。丙兔在西海的活动促进了土默特部与青海之间各方面的交流,为藏传佛教更迅速便捷地向蒙古地区扩散提供了条件。     

东蒙古入迁西海考述——西海蒙古研究之一

从16世纪初叶伊始的大约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内,东蒙古(鞑靼蒙古)以亦不剌、满都赉阿固勒呼和俺答汗为首的一些部落相继入迁青海,活动于西海(青海湖)地区。他们的入迁,打破了明初以来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役属诸番,令其交纳“添巴”,又与明军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威胁着明廷的西北边防。因而,在明清许多文献中,他们被冠以“海夷”、“海寇”。     

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

明代北部边防形势的演变与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元璋在建立北边防线时对河套问题重视不够 ,朱棣即位后将大宁都司和东胜、兴和撤向内地 ,使明朝防御蒙古族的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 ,导致宣德年间开平卫撤向内地 ,土木之变后北边险要尽失 ,河套问题遂凸显出来。关于蒙古族各部进入河套的时间 ,诸史记载颇多不同 ,其实蒙古族早在宣德年间即已进入河套 ,正统初年开始扰掠明边 ,到景泰、天顺年间已有比较著名的部落在河套活动 ,成化以后河套成为蒙古族永久的根据地。蒙古族进入河套之后 ,给明朝的北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余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明大同镇新平路考述

明代大同镇为了加强和巩固军事防御体系,于嘉靖四十五年设立新平路,初步完善了镇、道、路、堡等各层次相统协的边防体系。尽管新平路驻兵规模较小,但它扼守宣大门户,不仅具有军事预警的功能,同时也是蒙汉经济贸易的通道,是民族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场所,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内蒙古东南部东汉长城建置考

东汉前期,北部边疆的防御政策仍以建造长城工事为主,一部分修葺利用前朝长城,另在部分地区新建长城。光武帝时期,在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与中央政策实施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东汉长城的修筑。内蒙古东南部所见东汉长城,处于有利的军事地理环境之下,有扼守中原至蒙古高原交通要塞之用,为东汉时期军事边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地理环境与政治导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试论明代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的关系——以《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比较为例

“南倭北虏”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与之相对应,同时期史部地理类著述中亦出现了大量的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郑若曾《筹海图编》是明代海防著述的典范之作。在明嘉靖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之前,影响广泛,不少海防图籍以及日本相关之论著,皆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魏焕《皇明九边考》则为明代边政志书中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明代北部边疆与明蒙关系的一手史料。由《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对比可以发现,两部史籍关注内容虽大相迥异,但在编撰体例、著述目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却有相通之处。明代海防史籍的产生晚于边塞史籍,前者借鉴了后者的成例。     

乌喇忒部迁徙考

17世纪初,爱新国的强盛,内喀尔喀五部的降服,察哈尔部的西迁创造了阿鲁蒙古诸部向大兴安岭南麓西拉木伦河流域迁徙的条件。爱新国巧妙地利用时局条件,将阿鲁蒙古吸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安置在西拉木伦河流域,部署了反对察哈尔的防线。入清以后,为了防范外喀尔喀和卫拉特蒙古,清廷又将四子部落、乌喇忒以及茂明安等阿鲁蒙古部落整体迁徙到阴山一带,从而形成了清朝外藩内蒙古乌兰察布一盟。     

谱写和平边塞曲——徐渭边塞诗研究

明代诗人徐渭创作了大量异于前代的边塞诗,其边塞诗所表现的不再是传统的边塞生活寒苦、征夫思妇的哀怨与思念、边地将士保疆的壮志、马革裹尸的悲凉等主题,而是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边塞和平图,以及在和平之下塞外的奇异风光、人情风貌,诗中处处充溢着温情,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其和平边塞诗比前代战争边塞诗更有价值。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山东方言曾梗通三摄舒声韵的历时演变

中古曾梗通三摄舒声韵合并是山东方言东潍片的重要特点,这—特点形成于明代中叶,绵延至清末民初。但在历史上,该特点具有普遍性,覆盖整个山东地区,后随同北方方言的变化,只偏安于海隅。这就形成了现代山东方言的分布格局。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朝河湟李氏土官在西北边防中的作用

明初河湟李氏土官历代虽只承袭武职,很少任文职或僧职,但在开创西宁卫治、招蕃拒蒙、守土司民上却异常活跃.同时,李氏又与喇嘛、寺院关系密切,并借助其势力,深刻影响了明初西北边疆的政治格局,为明万历年间的"湟中三捷"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明朝西北土官利用喇嘛寺院边口地区来完成明"捍蕃"、"拒蒙"、"保境安民"的职责,进而成为明在西北边防上不得不倚重的重要"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