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研究——以《飘》为例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对小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文章以《飘》为例就小学生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展开研究。阅读与鉴赏文学作品有助于开阔文化视野、提升审美水平与人文素养,通过对《飘》这部作品的探讨就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提出几点建议:从文学形式与作品体裁角度去阅读和鉴赏;从文学与文化角度去阅读和鉴赏;综合运用不同的阅读与鉴赏方法。     

萨提亚冰山理论视角下对人物受原生家庭影响的心理层次分析——以《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塔拉人物心理分析为例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由美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弗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它深刻地描述了塔拉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最后找回自我，走向成功的故事。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维吉尼亚·萨提亚曾提出“萨提亚冰山理论”，通过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原生家庭在塔拉身上留下的烙印，以及塔拉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挣扎的心理过程。本文将运用萨提亚冰山理论，对塔拉进行人物心理分析，从更深层次去探讨其性格的形成，进而揭示原生家庭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从冰山理论解读《红楼梦》中王熙凤的积极形象

萨提亚冰山理论是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的重要理论之一,在各个领域应用广泛,影响巨大。而《红楼梦》则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巅峰之作,至今仍吸引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和研究。目前尚未有学者运用冰山原理分析《红楼梦》里的人物形象。本文以《红楼梦》中的经典人物——王熙凤为写作对象,选取“毒设相思局”“借剑杀死尤二姐”这两个典型事件为例子,并根据萨提亚冰山理论,深入解读王熙凤在这两次事件的积极形象。     

南方民族的“根谱”

永久地流传于南方大地的古老史诗 当我们走在中国南方大地,可以聆听到少数民族老人为我们吟唱的长篇“调调英雄歌”。而那些长篇史诗,就萌生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这片独特的文化土壤里。从岷江流域到武陵山脉再到五指山区,在山水河畔生活着的30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滋养和孕育了这些漾溢着原始气息的长篇史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创世纪》(纳西族、独龙族、傈僳族)、《布洛陀》（壮族)、《盘瓠歌》(畲族)、《摆手歌》(土家族)等等。这些原始性的韵文作品,被各民族视为自己民族的“根谱”和自己民族的形象历史。祖先创造历史的身影鲜活地跳…     

集体欢腾、绝地天通与礼物交换——莫斯与涂尔干宗教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分歧及其化解

涂尔干将神圣—社会理解为一种外在于凡俗—个体的强制性存在,自我的牺牲成为个体感知和进入社会的前提,以个体自我牺牲为特征的“集体欢腾”也因此成为涂尔干眼中通向社会的最佳路径;莫斯则暗示,“集体欢腾”所催生的亢奋、痴迷与狂暴会反噬个体乃至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个体注定不能通过这一路径进入社会,相反,保持人—神适度分离的“绝地天通”才是日常生活得以持续的保障;为化解与涂尔干的理论分歧,莫斯以礼物为中介,指出了“社会如何可能”的另一种答案：循环往复的礼物交换能够让“社会力”完全作用于个体,使社会的生产和持续得以可能。重现莫斯与涂尔干宗教人类学思想的理论分歧,有助于理解法国年鉴学派宗教人类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与理论延承,能够为准确解读《礼物》提供学理依据。     

桑植白族文化特点

桑植白族,七百余年前落籍桑植以后,与当地汉族、土家族、苗族互相学习、和睦相处,却仍然保持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桑植白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民族主体精神的表现,它始终维系、协调和推动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反映着白族的整体精神面貌和根本性格。一、整体意识白族人民认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维护国、族、家整体利益的义务,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为了整体利益,个人不惜牺牲以赴,个体的价值通过整体利益实现。白族谚语这样承传:“有天才有地,有国才有家”、“志士保国、庸人护家”。《武陵谷姓白族志·先训》中载有这样两条:…     

汗水浇开幸福花——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简介

西藏高原的“格桑梅朵”——幸福花,幽幽花香,飘遍祖国大地。藏族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生动地反映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艰苦历程中,广大藏族人民为     

顺应论背景下文学作品中隐喻的英译分析——以《围城》为例

基于我国文学作品的隐喻性特征,突出的特点,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要结合科学的理论体系,以顺应论具有创新性和丰富性的理论为典型代表,通过合理的英文翻译反映文字中的隐喻内涵。以钱钟书先生的优秀文学作品《围城》为例,探讨在顺应论支持下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英文翻译策略。通过分析可知,主要依托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进行英文翻译,才能更加贴切地反映作品中的隐喻内涵,从而更好地传达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意蕴。     

喇勤·贡巴饶赛传略

诞生地域四周雪峰环绕的藏族地方,居住着神猴及罗刹女的后裔。继承了父亲性格的繁衍生息的地方称“博”;继承了母亲性格的生息繁衍的地方称“博钦布”。这是藏区广泛流传的故事。据布敦·仁钦珠的《量论释》记载:“所谓‘博’,指的是卫藏、阿里等地区;所     

“五色四夷”考

“五色四夷”这一词是从十三世纪下半叶或从十四世纪上半叶开始在蒙文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因为,《蒙古秘史》中不见此词,而在《白史》中首次使用了。     

身份的追问——作为“华语电影”的藏语电影《塔洛》

万玛才旦导演在藏语电影《塔洛》中表达了"现代性"进程中个体的身份焦虑,这种焦虑同时也表征了藏族在当代现代性进程中的个体割裂所造成的困顿。《塔洛》作为藏语电影,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塔洛》《清水里的刀子》等少数民族电影的出现,进一步丰满了以汉语为主流的"华语电影"的文化版图。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少数民族电影,正被电影产业推动着、冲击着传统的"华语电影""少数民族电影"等电影理论观念。《塔洛》和"2017华语电影展"的出现表明了海内外学者、电影导演、观众正试图通过多元对话,逐步促成一种中国电影"文化机制"的形成。     

文化与人格

对文化与人格类型关系的研究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开创的,她提出了其建立在心理类型基础上的文化类型学。本尼迪克特沿袭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提法,对比了“酒神型”和“日神型”气质,认为可以用它们来概括全部文化及个体的特征。她主张整合的文化是对合乎主导性格类型的习俗和价值进行历史选择的结果。在《文化模式》(1934年)     

《■族》是哪一个民族?

编辑同志:在10月31日《解放军报》第一版《各民族学员互帮互学紧密团结》一文中,见到有“■族”之称,我翻阅了一些有关资料,查对了《我国少数民族简表》中所列的55个少数民族,都没有找到“■族”的名称。是不是象“阿细”、“撒尼”属于彝族支系一样,“■族”也是南方某个民族     

六朝以来岭南“俚”人的若干问题

史籍在记述南方古代民族之种类时,曾多提到俚人。《北史》卷九十五“论曰”:“南蛮”种类非一,其流曰蜒,曰獽、曰俚、曰僚,曰(?)。《隋书·南蛮传》重叙上述种人之后,指出其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这一记载反映,俚人是我国南方古代民族中的重要部分,她曾经长期活跃于历史舞台,对我国南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本文拟对六朝以来岭南俚人的有关问题,略述管见,以就教于各位同志。一、关于“里”、“俚”、“黎”称称岭南古代少数民族曰俚,始于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其载曰:“广州南有‘贼’     

两条新思绪,十年迥异途——关于民族理论创新思维的一个比较

2004年,龚永辉教授的《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和马戎教授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相继发表,代表着两位作者对民族理论仿苏成分脱离我国实际的共同忧思;后者引发了“去政治化”思潮,也引发了延绵十年的大争论;前者默默推动本职所在的学科建设与课程改革,取得了精准“滴灌”的分形建导成效.十年之后,马教授和龚教授又相继发表文章并形成对话,展现了两条求新路径的巨大差异:一个在包容转换中螺旋提升,且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现无缝对接;一个在跨越意识形态失利之后,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奥秘就在思维方法上的分形与整形之差.     

古老的理性之光——侗族史诗《创世款》的文化人类学意义

<正> 侗族史诗性口碑文学作品《创世款》是一部大容量,大深度的伟大的人类文化巨著。所谓“款”,实际上是侗族语言中所称的“垒”,即古老的话词、颂词、念词,相当于汉语中的“经”或“经文”之类的话本和文本。当然,侗族的“款”还是“盟约条文”、“社区联盟组织”的代称,这里所说的《创世款》中的“款”则专指前者。     

《雅典的泰门》悲剧性浅析

《雅典的泰门》是英国杰出戏剧家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创作于17世纪初期。从表面上看，主人公的悲剧是由于人心冷漠，世态炎凉，但深究其根源，泰门自身性格的双重性才是决定因素。以奈特和彼得·亚历山大等人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泰门身上体现着“理想文明”的高尚品质，他的悲剧不在于他在潦倒中离世，而在于“他心中人类的神圣形象坍塌了”。这种观点也显示了泰门本身性格的复杂性，本文试浅析泰门所奉行的崇高准则、这种准则的心理推动力以及直接决定泰门悲剧的因素。     

浅论《红楼梦》中的人物“互见法”

“互见法”是《史记》常用的一种叙事方法,兼具史学与文学层面的功用。在人物塑造上,互见法一方面有利于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又能通过补充和映衬展示人物的性格复杂多样性。因此,“互见法”对我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探讨《红楼梦》在人物塑造上的互见艺术。     

《茶酒论》与《茶酒仙女》的比较研究

《敦煌变文集》中有一篇《茶酒论》,藏文中有一本《茶酒仙女》(ja chang lha movi bstan bcos),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篇名为什么如此雷同呢?它们的内容是否相近或相同呢?如果内容相近或相同,那么是否可以推断敦煌俗文学对藏族文学有过影响?是否可以推断早在北宋初年敦煌的汉文卷子在卫藏流传过?我带着这些问题,对汉文的《茶酒论》和藏文的《茶酒仙女》进行了仔细的比较。一、内容的比较汉文的《茶酒论》有几种手抄卷子和大批敦煌石室藏书一样,在幽闭的莫高窟藏经洞中沉睡了一千多年,直至本世纪初才发现。《茶酒论》篇首署名“乡贡进仕王敷撰”,篇后注明“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行)院弟子阎海真手抄”。可见这篇通俗的文学作品出自文人的手笔,而且北宋初年在行院里演唱的。     

人本主义二重奏——人本主义视阈下的《格萨尔》史诗

英雄史诗首先是关于“人”的文学作品,即使其中不乏神的故事,但“人”事已经成为主流,探讨英雄史诗的人本主义对于“人学”研究及东西方著名史诗的国际对话具有重要价值。《格萨尔》史诗产生并发展于丰厚的藏文化之中,藏文化既包含理性的宗教文化也包含追求“人性”的民间世俗文化,两者共同孕育了《格萨尔》史诗两种人本主义——理性的宗教人本主义与追求“人性”、张扬个性的世俗人本主义。和谐共存是史诗中人本主义二重奏的主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