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行政处罚的法理——围绕《行政处罚法》第33条而展开

《行政处罚法》修订后不予处罚情形一变为三。需要全面准确分析其内在法理,为不予处罚制度的成立与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法理支撑。从《行政处罚法》上关于行政处罚目的的规定,参考刑法“无罪不刑”的理论和制度,得出“无危害性不罚”之法理;从处罚便宜主义理论出发,结合优化营商环境及“包容审慎”监管执法的政策背景,得出“首违可以不罚”之法理;运用责任主义理论,结合现行《宪法》第38条,得出“无过错不罚”之法理。同时,“当事人证明”不能视为过错推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也并非以例外条款剥夺当事人的证明权利。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

行政处罚的适用在实践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彳亍政处罚法》对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做了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在适用行政处罚时，必须坚持“一事不再罚”原则。本文就“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内涵、意义和行政处罚中的适用进行了论述。     

“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会触及多领域、多行业主体利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需要凭借法治手段。应将完善碳中和立法融入实现“双碳”目标的全过程,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以此促进解决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着碳中和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界定不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碎片化、碳排放管理制度法律缺位、碳排放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立法滞后导致政策实施缺乏法律支撑等问题。因此,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尽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系统科学的碳排放管理体制、通过协同立法减少碳中和法律适用冲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碳中和法律的执行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

党中央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其中“自治与法治相结合”居于基础地位,是德治的前提,而要实现“自治与法治相结合”,须弄清二者的界分,否则二者相结合就无从谈起。本文在理论上借用了欧盟的宪治原则——“辅助性原则”,以此作为我国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原则,其消极面向可以为乡村自治提供独立性支撑,其积极面向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行动空间。在实践中,通过对精选的7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民事案件中,民间习惯和风俗多被优先适用;在程序违法和刑事违法案件中,国家法的适用享有绝对优先权;在自治与法治共同发生影响且形成僵局的案件中,涉及集体成员身份确认之诉,由自治组织决定,涉及社会权、经济权、生存权侵害之诉,由法院决定。自治与法治冲突时遵循的是先自治后法治的“辅助性原则”的精神。     

从“诬告反坐”到“讹诈有罚”——对被救助者诬赖救助者立法惩罚的再思考

当下诸多被救助者诬告讹诈救助者事件的背后,无不折射出单纯中华传统道德诉求已经不能协调社会的健康发展。当道德的软性约束作用无法发挥时,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惩罚诬告讹诈者就成为必要。然现代“讹诈有罚”并非简单的惩恶扬善呼吁,也并非中国古代“诬告反坐”的直接过渡与顺承。立法惩罚诬告者还需从制度渊源、现行体制、证据认定、责任承担、惩罚措施等多方予以考虑。     

“责令罚”及其适用研究

以“责令”方式作出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具有适用广泛性与实施灵活性的特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新型处罚,即“责令罚”。责令罚有广义、狭义之分,通过对相对人作出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限制或禁止经营主体的违法经营行为,具有行为、方式和结果三项构成要件。相较于其他处罚种类,责令罚的威慑力更具附带性和补充性,发挥着“以威慑为表,以恢复、治理和预防为里”的制度功能以及“与其他处罚种类相辅相成”的体系功能。责令罚在适用时,一方面需遵循不当联结禁止的“入罚”原则、合乎比例的“幅度”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目的正当的“出罚”原则,以防止处罚权的滥用和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为：违反禁止性规定时的直接罚、无法进行资格罚时的替代罚、作为资格罚后续的补充罚、违法行为无法纠正时的从重罚和情节严重时的加重罚,以更好地平衡威慑与预防的处罚目的,实现恢复与治理的行政目标。     

国际视野下我国的“双碳”战略与法律治理路径

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在复杂多元的全球发展格局下,作为碳排放大国,我国需要根据世界发展格局和态势不断作出战略调整。关于“双碳”战略目标,存在着一些前置性的认识误区,如对于“双碳”战略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温室气体法律治理缺乏体系化以及“双碳”依托的相关环境标准缺失等。对此,法律治理的进路需考虑推进污染防治法制部门的体系化,在“双碳”战略的立法中采用“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发挥立法智慧,借鉴发达国家立法经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推进碳排放监管系统化、科学化,化解“双碳”目标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风险,达到整体性治理的效果。     

析环境行政处罚中的警告罚

环境行政处罚中的警告由于执法效果不佳、理论支撑不足等原因在现有的环境立法中呈现出随意性及边缘化的特征,然而无论是从独特性还是必要性而言该罚种在环境行政法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通过理论上的准确定位、相关制度背景的构筑、具体适用条件及方式的规范来完善警告罚制度,以期彰显其重要价值。     

试论“法治等边三角形”的构成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兼谈普法工作的地位、作用、方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正确的法治实践,需要正确的法制理论作指导。实施依法治国战略,首要的任务,应该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确立：立法、普法、执法三者的关系。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从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出发,从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出发,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立法、普法。执法三者,必须构成“法治等边三角形”,即“立法、普法、执法三者构成“法治等边三角形”,是…     

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的问题与法治化进路

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是融合了声誉、资格和利益的复合型行政约束和惩戒制度,是我国信用法治建设体系的核心。审视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发展和实践历程,虽然正在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但法治化水平不足。在分析当前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立法模式、认定标准、联合惩戒措施的内容设置以及程序性规则等方面提出推进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法治化进程的路径和对策。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位及其衔接

准确把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促进二者的良好衔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顺畅运行的重要一环。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定性为软法与硬法、社会法与国家法、愿望道德与义务道德的理论观点,对我国治理和法治实践缺乏解释力。现代法治精神内核是规范公权力,“制度之治”是法治的核心要素及“中国之治”的根本特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双轨并行”型制度架构,应遵循统分结合、平等互促、合理转化的原则,从制度的理念、内容、形式全要素、全过程地促进二者衔接协调,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制度互动格局。     

“限制-保护”模式下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逆向矫正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体系中引渡制度里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但该原则并非绝对,也应受到限制。近年我国重视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引渡工作,同时也积极提倡保护依相应国际公约或习惯而被认定为政治犯的合法权益。"限制—保护"模式是指在保障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适用的前提下,明确限制的轮廓,接受国从而对滥用此原则规避法律制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引渡的决定。这一理论模式有助于我国海外追逃工作的纵深推进。实现这一模式,需要在"限制"和"保护"之间设定一种主次性的平衡关系,基于这种关系设立一定的轮廓来界定两者的边界,才能有效地矫正并衡平这一模式下的各方权益。     

执法创新背景下行政处罚契约化法律规制研究

当前,行政处罚契约化现象正以不同形式呈现。出于对行政执法成本的考量、被侵害人权益的保护以及行政执法方式创新等原因,行政机关越来越倾向通过行政处罚契约化来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这正是人民满意型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然而,行政处罚契约化存在一定的法治风险,需要建构其规制机制。在明确行政处罚契约化规制原则的基础上,可在《行政处罚法》第32条中增设一款,作为关于协商合意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规定,从而依次形成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协定从轻或减轻处罚和不予处罚的三种适用情形。还应从行政处罚契约化适用的启动条件、次数限制以及实施原则等方面,对其进行全方位控制,从而实现行政处罚“力度”“温度”和“法度”的融合。     

论中国立法基本原则

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科学和法治原则。民主原则主要表现为立法主体的广泛性、立法行为的制约性、立法内容的平等性和立法过程的程序性。科学原则主要体现在科学的立法观、科学的立法制度、科学的立法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法治原则主要表现为立法权限的法制性、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和立法过程的法定性。由观念更新、制度建设、作风改进等推进的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 ,对于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了阐述,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新路向和实践指南。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党中央深刻总结港澳回归祖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成果。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基本制度、制度设计和制度内容三个层次明确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落实“爱国者治理”、坚持保持港澳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等总体原则;从顶层设计与治理过程中建构推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促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全过程。迈入“一国两制”事业新阶段,应着重从重塑区议会“非政权性区域组织”制度功能、完善和优化官僚系统与国家的情感链接、强化管治队伍治理能力和加快管治效能建设方面提升特别行政区政府治理能力,使“一国两制”制度优...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法治发展的应然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将使中国的法治与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更多的文化和更多的法律传统,在更为广阔的范围、更为漫长的时间里产生交集,需要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承担更为艰巨的任务、完成更为重要的使命,因此从宏大视野出发,做好中国法治发展的应然性思考十分重要。"一带一路"建设中,法治建设具有双重角色功能,一方面它要保障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要做好自身的发展。在发展的眼中,法治是可以信赖的手段;在法治的眼中,发展是应当追求的目标。中国走向世界,意味着中国的法治也得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正是时代的呼唤。中国的法治要体现中国精神,而法治的中国要给世界以信赖和希望。"一带一路"构想由中国主导、多国共建,势必牵扯到国家关系、利益分配、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等问题,必须全面考虑,正确界定应当秉持的精神和原则。     

按日计罚的法律性质与规范建构

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未能得到根本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执法不力,而执法乏力的原因之一是立法不严。为了解决环境违法成本低的难题,实现过罚相当的行政规制目的,我国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设立了按日计罚制度,旨在通过逐日累计的巨额罚款迫使行为人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并对潜在的违法者产生威慑力。但是,该法并未明确按日计罚的法律性质和操作规范,由此导致适用困难。完善我国按日计罚制度的路径是实行双轨制,即从行政罚性质的按日计罚与执行罚性质的按日计罚两个维度,建构相应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对于在线超标排污行为,可以通过行政罚性质的按日计罚进行制裁;一般违法排污行为如需按日连续处罚,可以采取执行罚性质的按日计罚。无论是行政罚性质的按日计罚,还是执行罚性质的按日计罚,都需遵循行政法的一般原理和原则要求,如行为方式要符合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行政裁量过程与结果不得超出法律授权的范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