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5年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探讨影响和制约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内在动因与外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受到以下六个因素的影响: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健康状况、重男轻女思想认同。相比农村育龄妇女,城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较弱;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没有配偶的育龄妇女,有配偶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没有从事非农工作的育龄妇女,从事非农工作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较弱;相比身体不健康的育龄妇女,身体健康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重男轻女思想较轻和没有的育龄妇女,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意愿与行为：“生育主力”缘何不生

青年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其生育意愿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的高低。本文对湖南省260名年龄在18—35岁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三孩政策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发现青年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呈现“双低”,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全面三孩政策态度消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养成本高和生活压力大的现实困境直接导致“不敢生”的生育困境;在文化观念因素上传统生育观的让位和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想的兴起带来了“不想生”的新兴思潮。针对上述成因,从积极帮扶女性发展、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构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孩青年父母再生育抉择的实证研究

目的：了解“全面二孩”政策对青年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探求政策实施中的配套措施。方法：对南京市400名一孩青年父母进行实证调查,了解他们的再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一孩青年父母有再生育意愿的仅占14%;一孩母亲的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家庭再生育意愿越高;意愿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怕孩子成长孤单、减轻孩子养老压力和抵御失独风险;经济压力大、带教孩子太辛苦和年龄身体原因是不想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结论：南京地区一孩青年父母的再生育意愿很低;传统的教育观、养老观、家庭观促进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功利主义教育观与攀比型生活方式阻碍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应积极倡导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制定鼓励二孩生育的福利政策和完善教育服务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12城市调查数据,对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现有孩子数目不满意,是两类育龄人群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祖辈支持、女方年龄、丈夫文化程度等,也都对他们是否想生育二孩有一定影响。但是,所生活的城市类型、夫妻的收入水平,与"双独、单独"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只对"双非"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提示,影响一孩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个人精力或祖辈支持,而是育龄夫妇内心所具有的生育需求。同时,对于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放到"全面二孩"背景中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三孩”政策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行“三孩”政策的推动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所波动。通过对云南昆明、昭通、临沧和西双版纳4个州市1288名农村育龄妇女的抽样调查，采用交叉表和多元回归模型对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并对其中160名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约一成农村育龄妇女由原来的“从未考虑生育三孩”转为“考虑生育三孩”;不到一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肯定会生育三孩”;超过七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生育三孩”。对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程度较明显的是主观因素，如幸福理念、习俗认同等；影响程度较不明显的是客观因素，如政策引导、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外流经历等；受制于主观因素“不想生”的人数多于客观因素“不敢生”的人数；“不想生”想法主要源于该群体对个人自由空间、生活品质的追求，“反馈式”养老模式不再占有心理优势，对后代感恩赡养的期待值处中等水平。基于上述实证研究，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提出如何推进地方“三孩”政策的宣传与落地、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以及满足育龄妇女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意愿等相应措施。     

网络使用、三孩生育意愿与冠姓嵌入——来自成渝地区的证据

基于成渝地区1 812个婚育龄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网络使用、子女冠姓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子女冠姓多层面综合影响个体三孩生育意愿，网络使用不频繁、网络信任度高、认可子女冠母姓、愿意多生母姓子女的群体更倾向于生育三孩；子女冠姓在网络使用和个体三孩生育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一定的中介调节作用。根据分析结果得出营造积极正向的三孩生育网络环境，以及对同怀异性、子随母姓包容的政策启示。     

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

生育观念在逻辑上包含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和生育需求三个层面.生育观念借助文化力传播,可形成驱动群体主导生育行为的主流生育观念,而主流生育观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延续性与滞后性.决定群体主流生育观念的本源力量来自经济、社会环境,能动的宣传教育与新兴生育文化建设会推动生育观念的加速转变.这些概念的内涵与逻辑关系,构成描述生育观念的概念逻辑模型.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农村人口动态、生育观念与意愿对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国家长久稳定以及乡村振兴工作意义重大。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且“少子化”问题加剧;大量育龄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生育潜力日益衰退;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婚育观念的转变,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且在不同地域、性别、世代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促进生育的多项政策中,农村育龄人口最为关注的是住房和养老政策、就业政策以及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津贴和推动教育公平的举措,表明农村人口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政策的适应性、阶段性、差异性等特征,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基本落地,但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实施的人口学后果仍持有不同观点。基于2014年湘潭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文章分析表明：（1）“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为48.8%,农村比城镇人口更想生二孩,单双独家庭比普通家庭更想生二孩;（2）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占比达到56.3%,次要原因是不想对孩子分心和工作事业太忙,分别占13.1%和10.2%;（3）若政策允许,又具有意愿,有明确生育行为的占32.1%,且生育时间安排呈梯次分布,“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敏感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未来,应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投入,更好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初衷,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强劲动力。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胎时代农民生育观念研究——基于安徽省C村的调查

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不同.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定量与定性分析法的基础上从理想生育数、理想生育性别、生育动机等方面来探讨我国农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理想子女数趋向于二孩,性别偏好开始弱化,生育观念趋于理性化发展.农民的生育动机逐渐将个人家庭幸福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生育意愿与实际具体的生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传统生育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从落后、保守向文明、开放化方向转变,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精神风貌也向现代化迈进.     

性别观念、家庭—工作冲突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基于CGSS2015数据,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和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观念越传统,则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越多且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家庭—工作冲突越严重,则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越少,且更希望生育男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制定社会政策时需注意"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两种取向,既要弥补由于女性生育造成的工作损失,又要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同时,倡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起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     

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

通过对1980年初以来上海开展的数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的回顾与梳理,展现了过去30年上海人口生育意愿(主要是意愿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性别)的演变历程:意愿子女数呈不断减少趋势;不同群体间生育意愿数虽存在差异,但都低于2个孩子。同时,总和生育率、孩次率等多项指标显示,上海人口的实际生育已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文中历次调查的意愿生育子女数与相应年份总和生育率的纵向比较可表明,在低生育水平社会,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一般低于所报告的意愿生育水平。     

育儿实践抑制再生育意愿的机制研究——以上海已育夫妻为例

自“全面二孩”政策开放以来，上海户籍人口中二孩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聚焦上海已生育的育龄夫妻，揭示抑制其再生育意愿的原因。研究发现，已生育家庭存在明显的密集型育儿实践。家长在育儿中投入大量经济、时间和精力成本，这三个维度或单独或捆绑作用于育龄群体，抑制其再生育意愿。母亲在教育实践领域付出大量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低于男性。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政策推进时应增加对家长需求侧的服务和支持，缓和密集型育儿趋势，提高夫妻再生育意愿。     

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以6省市19 363个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探讨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普遍期待生育两个孩子,"三孩"生育意向不高,但生育计划较明确,且不同家庭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在家庭获得的婴幼儿照护支持中,安全性支持供需不匹配,关系性支持总体较佳,成长性支持上期待减少宣传、增加婴幼儿游戏场地和普惠托育服务;此外,婴幼儿照护支持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尤其受到经济成本、时间精力及孩子成长相关因素的影响。建议关注家庭生育意愿低迷现实,尽快完善生育经济支持政策,健全生育休假制度,提供配套儿童活动设施和托育服务资源,以减轻家庭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