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与全球的纠葛:贾樟柯电影中的焦虑与不确定性

贾樟柯作品对于时代有独特意义,他给电影带来了另外一种表现途径。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及其青年亚文化是贾樟柯关注的中心。这一代人面临着社会经济高速转型,因此焦虑与不确定性就促成了对身份的寻找和发散性的表达方式。导演把他年轻的主人公置身于对本土与全球,政治往昔与当下大众文化之间的地域/空间纠葛之中。这种空间想象和时间变迁的创造性作品用例证说明了本土中国是如何抗争以及适应社会的转型,电影导演又是如何在独立与主流规范之间跨越。     

论现代电影运动的三大动力——兼论新好莱坞的破茧前夜

影像技术革新、青年反文化运动和作者电影理论是欧美现代电影运动的三大关键动力:摄影及录音设备的轻便化使影像创作能够表现更现实、更复杂的社会生活;青年反文化运动标志着战后青年一代已成长为独立的文化力量,他们推动着电影美学观念全面革新;作者电影理论有效地提升了电影导演的艺术家身份,进而推动了电影创作体系的发展与革命。在这三大动力的推动下,电影逐渐成为公众视野中具有社会价值的现代艺术形式,并成为当代文艺精神的重要表征。     

“原乡”视域下新导演电影作品中的空间建构

近十年来,中国电影界涌现出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导演,他们有的已经在国内外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有的才刚刚起步完成自己的处女作。他们身上没有清晰的代际特征,观察世界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维度,但他们的电影作品中却流露出共通的"原乡"意识,在讲述世界和表达自我方面体现出某种相似性。新导演电影作品中的"原乡"既是地域的原乡,也是民族的原乡,更是人类的原乡,因而在他们的电影作品中建构起了别具韵味的地域空间、文化空间以及精神空间。     

论百年中国电影的审美创造和艺术传统——导演群体与中国电影创作主潮之研究

电影应该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去表现电影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从早先认为"影戏是由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及其所形成的戏剧式电影形态,到1970年代末以来,大陆影坛的纪实美学、影像本体美学、新写实美学,和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等电影创新潮流汹涌,正是不同代际导演从不同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的执著探索,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审美的发展和深入。在实践中,他们以艰辛的艺术创造建构了中国电影的两大传统:"人学内涵的现代电影"和"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前者强调电影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联系,以其社会人生呈现的"现实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内涵;后者在民族性格刻画中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独特创造,又使中国电影成为富于民族审美特质的现代电影。百年中国电影这些探索,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     

科技理性的困顿与迷局:当代西方电影的风险叙事

科技理性作为现代化观念谱系中的基础内核,以革命性的能量重塑了现实社会的基本结构。同时科学技术的演进也为电影的工业化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技术动力和时代脉搏,而由科技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内在断裂也进一步激发了当代西方电影对于社会风险的反思能力。因此以科技理性与社会风险间的关系为理论视角,并通过透视人、自然与社会三者间的复合结构来厘析当代西方电影所呈现出的科技风险叙事的四种面向,不仅能深入发掘西方社会潜在的风险症候,而且也为我国电影产业的多元化叙事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消费语境下的“新学院派”导演研究

与"学院派"产生的语境相似但又有着本质不同,"新学院派"的出现,同样与当前电影环境中不加节制地娱乐化、商业化倾向有关,只是,和"学院派"曾经高举"文艺"的旗帜与"商业"抗衡的初衷不尽相同,"新学院派"并非只是后人的追评,它是基于当前中国电影国际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也是基于一种消费主义社会的文化空间而主动提出的一项电影改良策略。在新机制和新理念的影响下,"新学院派"导演及其作品必然呈现出诸多新的美学风格,同时,由于"新学院派"导演同时兼有"教师"这一多重身份,因而,在这些"新学院派"导演已然成为备受瞩目的中国电影新人才的同时,也必将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论反乌托邦电影所表现的恐惧

反乌托邦作为乌托邦概念的反面与变体,起源于人对现实世界潜在危机的恐惧与焦虑。反乌托邦电影通过描绘科技泛滥、疾病肆虐、殖民战争、极权统治、生态危机等黑暗社会状况,隐喻了当下社会的诸多问题,展现了人类对现实社会问题与未来世界灾难的恐惧与担忧。反乌托邦电影与恐惧密不可分,利用影视技术与视听语言营造出恐惧、诡异的气氛,并通过多元化的景观构造与内容叙事由表及里地传递了恐惧及其艺术效果。而反乌托邦电影中恐惧的背后是对人性异化的深入思考,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与讽喻,具有较强的警示与呼吁作用。此外,反乌托邦电影中人物面对危机时所展现出的抗争精神与坚毅品质带给观众崇高的审美体验;同时也抚慰了人类对反乌托邦社会的恐惧与担忧,展现了创作者对美好人格与真善美价值观的永恒追求。     

社会的解剖 心灵的透视——评电影《美国丽人》

电影《美国丽人》对西方后工业社会异化现实的揭示,即社会的沉闷、压抑和黑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冷漠和敌意;人们精神心理的孤独、焦虑、彷徨和无奈。从而警示人们去思考生活,寻找生命,实现自我价值。     

略论当代日本暴力写意派电影导演

北野武、塚本晋也和三池崇史,这三位暴力写意派导演是当代日本影坛的代表性人物。北野武醉心于武士道的传统,并竭力向欧美电影界展示这一日本民族的特质;塚本晋也聚焦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后遗症,以批判现代主义病症为己任;三池崇史基于对当代日本社会多元开放性的判断揭示了暴力情境中人的身份焦虑。他们的电影都在暴力之上建构了各自的主题体系,从不同角度审视了当代日本社会。     

略论文学与电影的互动关系——以“晚生代”作家和“第六代”导演为例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市场机制建立,商业主义文化如潮水浸淫各个领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处于多边作用的结构关系中产生新变,作为社会症候表征的文化艺术领域也在发生着巨大的蜕变。此时,中国文坛和影视圈分别出现了＂晚生代＂作家群和＂第六代＂导演群。＂晚生代＂作家无论从写作姿态、作品内容、语言表达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明显地受到影视的影响。虽然＂第六代＂导演们的作品极少改编自文学,但他们在作品中大量运用文学元素,注重电影语言的修辞化,注重文学叙事技巧等等都表露出浓郁的文学性。     

论第二代导演的电影创造与历史地位

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的艺术贡献突出体现在:他们以"凝视现实"、"抓住现实"、"描画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真实",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品格;以影像叙事艺术创造和电影表现的独特性,确立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品格;以直面人生的艺术精神、真实性的美学原则和客观写实的表现手法,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形态;以在民族性格刻画中去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探索,确立了中国民族电影的艺术追求。由此也就决定了第二代导演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内容表现的“日常性”与文本表达的“作者性”——论中国“第六代”导演电影风格特征

中国“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在题材内容上有着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日常性”类似的特征,这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在表达方式上的特征则与法国新浪潮电影“作者性”相似。前者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中国“第六代”导演挣脱“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宏大历史叙述”方式后自由表达的结果。当然,由于政治经济环境、文化传承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等,致使“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艺术境遇方面与二者相比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只是当我们在共时的层面将他们进行横向审视时,仍然能够发现其“日常性”与“作者性”方面的突出特征。     

心在电影之梦中飞翔--张艺谋与斯皮尔伯格的美学追求比较

张艺谋是中国最杰出的电影导演之一,斯皮尔伯格则创造了美国电影的奇迹。斯皮尔伯格从崇尚新技术主义到回归纪实美学,张艺谋则从造型艺术起家到新现实主义再到技术加唯美主义,两人都在创新求变。但他们是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也就必然地带有各自的文化烙印,斯皮尔伯格以宏大、张扬、璀璨的电影语言推行扩散着西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理想,张艺谋则试图最大限度地弥合中西文化差异,追求一种“主流的”、可以“平等”对话的文化空间。     

性爱，透过电影看现实

电影是一个梦，语自天才导演王家卫。电影中的性爱也是一个美妙的梦，寄托了人们对性爱的完美憧憬，也与现实拉开了一段距离。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可以从梦中取经，却不能沉溺其中。     

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互文性关系探析

新世纪初,台湾"后新电影"浪潮的崛起,不仅重新点燃了台湾影业的复兴之火,而且也极大激发了大陆、香港新生代导演美学观念革新的步伐。新世纪的台湾"后新电影"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呈现出相互指涉的互文性关系。笔者认为,台湾"后新电影"运动以"原画复现"的形式映现出"新电影"的艺术探索印痕,并以新生代的成长叙事表征着"新电影"的文化内蕴。台湾"后新电影"导演深受"新电影"导演创作观念的影响,体现为魏德圣、戴立忍、钮承泽、陈怀恩等导演对"新电影"核心导演创作经验的承续。台湾"后新电影"的"太超过世代"意义,体现为新生代导演在承续"新电影"经验基础上,实现了对"新电影"美学的整体超越。本文通过梳理三十年间台湾"新电影""后新电影"运动传承与流变的历史脉络,深入探析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美学经验的同异,以期为当代台湾艺术电影研究视野的拓展及当下"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构建提供成果的参照。     

电影艺术的表演特征 ——基于新实践美学的视角

新实践美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艺术观把电影视为一种艺术生产。电影艺术是以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以导演或制片人为中心的摄制组通力合作的综合性艺术生产。其中电影演员的表演是电影影片的重要方面。电影影片是演员在特定的虚拟性时间和空间中表演的现场动态影像记录,并经过了语言、音乐、色彩、画面的综合处理,从而创造了社会生活的逼真表现的场景。电影艺术的表演具有不同于其他表演艺术的审美特征:动态影像性、生活逼真性、艺术典型化。     

从浪漫审美主义走向消费审美主义——论第五代导演的审美走向

消费社会的到来,改变了文化生产的逻辑,这在我国第五代导演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第五代导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造了有中国风格的浪漫审美主义的“文化电影”,在新世纪初,他们的国产大片迅速地转向审美消费主义,成为消费社会消费审美主义的典型代表。     

中国"第五代"导演邂逅法国电影"新浪潮"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在题材、风格、语言探索、电影观念等方面与法国“新浪潮”有异曲同工之处。本文从身处不同国度的导演的文化背景、社会政治环境方面研究他们的作品异同。     

我国当代现实主义电影思潮的变化与发展

现实主义电影思潮在我国各种电影思潮中处于主要地位,在我国当代电影思潮中贯穿始终。现实主义电影思潮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巴赞的“写实主义电影观”、“影像本体论”与“现实渐近线”理论以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精神。这一思潮提倡大量采用实景拍摄,以便增强银幕空间的真实性;在表演方面则要求生活化,力求反映出生活本质,具有纪实性的特点。现实主义电影的内涵与外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手法与形式不断创新,其核心是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和深刻表现     

诗化与纪实的融合——对第四代导演电影美学风格的再界定

通过对电影稳定性与多样性美学风格形成原因及纪实美学风格形成的分析,指出第四代导演的影片更多的是寻找和挖掘历史底蕴,反映和记录现实社会生活,捕捉和表现历史与现实、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的融合点,呼唤和推崇人道主义复归。他们的美学风格并不仅仅是学界一般认定的纪实美学,更确切地说,这种纪实美学又往往带有淡淡的诗化美学风格。无论从平民意识还是文艺批判视角看,其美学风格都应界定为"诗化与纪实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