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与取向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战略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不适配问题日益凸显,亟需重塑乡村治理格局。数字技术作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有力支撑,契合乡村精细化、透明度、专业化治理需求,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发展转型。基于此,结合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内在规律,对"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数字化治理从敏捷治理、多规合一、多元协同角度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知识、信息等溢出效应,可加快乡村现代化发展步伐。进一步提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化规则适配能力、发挥数字技术引导效用、构建多元主体联合机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取向,以求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     

江苏青年学人

李慧凤，1983年生，吉林延吉人，管理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基层政府治理的实现路径、方式与政府转型研究”（14CGL044）。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调适

我国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乡政村治",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然而,随着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及实施,这一治理结构的不适应性也越发明显。由此,改革这种乡村治理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构建一种"镇政、乡撤、村派、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但构建这种新的治理结构需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法理依据问题、人员安置问题、财政负担与来源问题、"村派"机构与"组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先后指出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稳健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以“三农”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为抓手。乡村振兴战略本身便蕴含着城镇化产业、生态、文化等元素,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离不开乡村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支持。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市场发展的不健全和社会发展的滞后决定了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政府的参与和引导。与旧型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推动空间、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过程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创新上。政府是城镇化政策的制定者,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也是市场良好运行环境的维护者,在城镇化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型城镇化中政府治理转型需要从转变理念、转变模式、转变方式、转变职能四个方面着手,实现由"发展"向"服务"、"一元"向"多元"、"主导"向"引导"、"全能"向"有限"的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实践及反思——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

逆城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之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受益于高度城镇化的溢出效应、乡村市场化的内生驱动、“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组织模式，H企业带动了人口、资金、技术、投资、消费的逆城镇化实践，整体上展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的实践逻辑。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逆城镇化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基于H企业的个案考察，可以发现投资消费型逆城镇化，不是对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的挑战与反叛，而是新型城镇化的调适与顺应，与主流城镇化战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生共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母体之中，进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劳动力、资本与技术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现有产业的转型升级为基本动力,劳动力素质提升、资本集聚和技术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内容。本文较系统的探讨了新型城镇化与劳动力素质提升、新型城镇化与资本集聚、新型城镇化与技术创新三组关系,提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治理转型探析

精准扶贫政策自实施以来,我国乡村反贫困工作成效显著,但是从长远来看2020年后乡村反贫困仍然任重道远。在乡村现代化转型与乡村治理紧密结合的学术与实践背景下,本文从反贫困治理目标的理论表达和现实张力出发,揭示出反贫困治理突出治理技术维度,并将贫困群体对象化为需要改造和规训的群体,以及在这一逻辑前提下反贫困治理所面对的实践困惑与具体表现;试提出2020年后反贫困治理转型的方案:克服二元认识视角,重塑经济与文化、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间的关系,构建反贫困共同体格局。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

乡村城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可以大大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乡村社会生活,奠定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户籍制度改革与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转型

新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不在于将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剥离开来,而是赋予常住人口依据居住证享有更多社会福利的资格,事实上强化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通过"社会治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新型户籍制度的功能可以看出:我国户籍制度功能转型的主要内容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社会管制制度,转变成一种以新型城镇化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制度;新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在城镇化的时代重建社会秩序、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体现在引导人口流动、完善地方社会福利分配和支撑地方社会治理等方面。     

论社会工作在乡村家庭城镇化转型中的应用

以农民市民化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城镇化必然以乡村家庭城镇化形式展开,并产生诸多乡村家庭城镇化问题,而社会工作基于自身专业特色与优势在对诸多乡村家庭城镇化转型问题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作出高效的、针对性、实践性专业回应的同时,也开辟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新领域。     

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破解——上海市金山区实践探索带来的启示

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但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困境,如社区人口结构异质性导致居民诉求复杂化,社区权力结构失衡加剧小区管理困难,社区组织关系结构难以协调造成协同治理能力薄弱等。这些结构性困境使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弥补基层社会治理短板、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等社区治理体系结构方面不断探索符合新型城镇化社区特点与规律的社区治理之路。上海市金山区在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方面的实践探索,为破解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策思路。     

乡村业态演变与共享新业态建构

乡村传统业态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副业为辅的结构,这一“农业态”在小农经营、社队集体经营下保持着长期稳定。然而,乡村农业态在乡村转型发展中发生了较大变化。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让乡村出现农业和非农业的“混合态”,乡村产业不再是单一的农业态,尤其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导致乡村农业和非农业陷入劳动力不足的困境。鉴于乡村旧业态已经打破,或出现城镇化不适应症以及已经出现共享产业、共享经济新业态,国家可以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农业生产多方式经营、重点保障土地经营者权益和健全乡村产业发展保障体系等方面着手建构新时代乡村新业态。     

乡镇政府治理职能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乡镇政府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层级,是各项改革政策落实的前沿,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府在基层治理职能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治理职能定位与基层治理实际存在偏差、公共服务职能扩张与财政投入不匹配、基层治理力量下沉不足及治理理念未转变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完成乡镇政府治理职能的现代化转变,应通过治理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构建协同合作的乡镇治理模式以及完成治理理念的现代化转型四个方面的调整与实施,层层递进,以期实现乡镇政府基层治理职能的现代化转型.     

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受传统权力本位逻辑影响的中国乡村治理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互作用下陷入转型困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逻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逐步进入现代转型,并取得了突出治理绩效。由于时空境遇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有效应对传统因素和现代理论的双重考验,以开放视野和辩证思维分析乡村治理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及时回应时代变迁和群众关切,切实将中国乡村治理的理性逻辑落定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