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中西文化观与学术思维的形成

在20世纪文化学者中,钱穆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国学大师,他所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学术之路,作为转型期学人,他既终身致力于国学研究,又特具现代思维,得以洞开的心灵与宽广的学术胸襟,广纳中西文化的精华,他的学术理路,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富有"活力"的"动态"的文化观念.对待中西文化,他主张重整体、探精微、观互动、尚兼容,在多种文化的比较中去寻找中西文化互补、互证、互识的途径,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审视人类文化共性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民族文化的学术地位,在其笔下,所创造的是一种超越一般国学大师的文化立场与狭隘学术视野的现代文化语境,这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一个20世纪的学术奇观.     

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孔子撰《春秋》,书“王正月”,经《公羊传》发挥为“大一统”之说,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经汉儒“包装”,大一统又被奉为“正统”,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无不以“正统”思想为指导,实践其政治一统的理想,使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大一统思想又是凝聚华厦民族的精神支柱、现代集体主义思想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自由与秩序视角下的汉代政治文化解读

以自由与秩序的政治理念考察汉代政治文化,其呈现道治自由与礼法秩序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汉初道治自由和自然秩序确立理想的皇权与皇权自由,然后礼法秩序和孝治自由确定规范的体系和臣民自由,推进皇权大一统形成政治伦理一体化的政治文化框架,融铸其生活情感、理论认识和政治实践.     

再论治理的历史起源——兼论中国政治科学应该回到哪里的历史

作为一种权力互动关系,治理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早已存在,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关系,不是权力的单向关系。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制度下,权力的互动关系的工具、形式会大相径庭。尤其是政府治理,从文献来看,中国可能为世界提供了最早、最系统的政府治理实践。治理、统治都是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概念,所谓“政治学要回到历史”,就不能回到某一个时代的历史,而要追溯这些重要概念所体现的政治科学的本源意义的起点,尽可能地回到被今天所认知了的历史。“大一统”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但在先秦时期和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变为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逻辑,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则是中央集权的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体现的治理伦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义为前提来构建秩序,而中央集权则以绝对君权的秩序为前提兼顾正义。前者充满了民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后者则更多的是君权至上主义的政治逻辑。     

政治永恒的价值:对秩序与正义的追求

政治,人们对它再熟悉不过了。自其产生之日至今,不同的思想家对它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不管怎样解释,都必须回归到其原初的意义——即政治是对“公共的善”、“群体的善”的追求,政治是“政者,正也”的追求,即回到政治是对秩序和正义的追求。秩序和正义是政治永恒的价值。     

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研究——基于大一统与正统思想的视角

以往研究多注意北魏、辽、金、元、清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贡献,对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讨论不够充分。在十六国与五代多个政权分立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为维护“大一统”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大一统”思想的导引下,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接续“正统”脉络,破除秦汉以来“大一统”论述中“夷夏”身份的限制,使中国历史以从未中断的形式延续至今。研究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还可以为学术界讨论“何为中国”提供例证。     

东亚共同体建设:历史模式与秩序观念

在东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同的地区共同体建设模式,其中包含着不同的地区秩序观念.东亚共同体建设,就是如何把东亚塑造成一个地区和建立某种地区秩序的过程,或者说,就是怎么样实现东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东亚共同体之成为现实,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系列国家组成一个地理区域、一系列共有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共有的地区意识或地区认同.有史以来,东亚地区先后出现过几种不同的模式或秩序,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当代的东亚共同体模式.这些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特征:第一个模式是稳定的,但却是不平等的;第二个模式是征服性的,也是不平等的,并且导致了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第三个模式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前和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建设,必须回答和解决以下几个重要问题:未来的东亚共同体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是由大国主导的还是成员国完全平等的?东亚地区共同体的共有观念、规则和制度如何形成?因此.东亚国家需要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本地区特点和利益的地区共同体建设模式.     

论政治参与与政治秩序的张力平衡

如何实现和谐政治秩序的维持与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着张力。政治参与的高涨,必然对现有的政治秩序带来一定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时候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状况需通过某种途径得到控制。通过对政治参与与政治秩序张力的分析可以发现,政治控制约束、引导着政治参与,使其有序发展,故而有利于实现政治秩序的目标。     

政治人的现代化与政治秩序调适——兼论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调适的主体培育问题

政治人的现代化与政治秩序调适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关系。政治人的现代化对政治秩序调适具有基础性意义，政治秩序调适规定了政治人的现代化的方向与内容。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调适的主体培育应以先进政治文化为导向，以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为现实途径，以适宜的政治社会化方法为保障。     

文化卫道与政治抉择——以徐复观、钱穆为例的讨论

在西潮的冲击下所形成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文化卫道”景观。当保守主义透入到现代性政治的抉择时,则形成拒斥现代性政治的政治保守主义,文化卫道就此与政治抉择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徐复观从文化保守主义出发,走向了政治上的现代性道路;钱穆的文化保守主义落到现实政治层面,衍生出政治保守主义。前者是局部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后者是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仅就这个角度来看,钱穆确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阵营。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与结果,是对古代政治大一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了新政治大一统。政治大一统的核心是用高度耦合的政治制度体系支撑多民族共同体,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集中制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民主集中制是实现政治大一统创造性转化的基本资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建构现代国家的条件下,民主集中制才能围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而完成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要素的政治中央集权的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结构。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既是现代的政治大一统又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大一统。这种政治大一统,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基础,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文明根基。     

政治秩序的学理审视与当代诠释

政治秩序是政治主体对政治生活的理性反思与实践建构。建设良好政治秩序,应强化政治共识,整合政治冲突,维护政治稳定,推进政治发展,不断趋向政治生活理想状态。政治秩序的最高价值取向是"善",即追求政治自由、实现政治正义。政治冲突、政治整合、政治发展的辩证演进、螺旋上升构成政治秩序的逻辑理路。和谐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还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要义,始终坚持社会安定和谐的价值取向,准确把握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矛盾,着力探寻政治秩序建构的路径方式。     

浅析政治秩序的内涵与特征

政治秩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状态,也非单纯的政治过程或政治结构,不能将政治秩序归纳为政治规则或政治制度的作用结果,探究其内涵还需要从统治阶级、政治理念、政治规则与制度及其利益关系等更深层次要素着手.政治秩序应与政治稳定、法律秩序及统治秩序相区别.政治秩序具有建构性、政治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及动态性等特征,本身内含和谐稳定的价值取向.     

秩序与权利:对音乐历史与理性的法律思考

古代音乐与以规制礼俗秩序的法律一脉相承 ,理解音乐的发展史有助于理解法律的发展史 ,音乐的审美结构和技术发展型塑了法律的语言结构和节韵 ,法律成为保护音乐著作者权利的理性护身符 ,中西音乐的不同特性为我们正确对待西学东渐的法律 ,审慎建构中国法治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思考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在汉唐一千多年间,广泛存在的地方力量是约制大一统政体的有效机括;而由这机括发展出的士族实体,更是约束独裁专制君主的有效力量。一直到宋代,中国传统的农村地方力量、士族大姓的实体势力和传统儒学的影响,都发生了全面性解体的变化;其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制衡作用,因此不振,才演变出明代的君主专制独裁政治;这是蒙古铁骑能首次征服中国全部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蒙元的统治又是明代专制政治的根源,这些都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困境。这是讨论中国传统(包括政体)和现代化问题时不可忽视的。     

民族利益: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逻辑起点

人类社会对利益的追求是政治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一个政治秩序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各种利益关系都比较协调的社会.目前,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由于利益分化所导致的民族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而利益矛盾和冲突是社会中产生政治冲突的根源,所以,我国多民族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和谐,首要的任务是协调各民族利益之问的关系,构建民族利益秩序,而建立健全民族利益提升机制、民族利益表达机制、民族利益分配机制、民族利益竞争机制、民族利益补偿机制等就成为具体的路径选择.     

自发秩序、有限民主与园丁式国家:哈耶克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的整体逻辑

哈耶克的理论基于对两个前后相继的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而分别进行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建构。学界由于对于其政治理论论域的共同忽视,要么只关注其社会和法治理论,要么如Galeotti那样,认为其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和不一致。实际上,哈耶克不仅在社会哲学和法治理论上出现过重大的理论转向;政治理论上也从最初的工具主义国家观,转向与其社会理论相适应的"园丁式"国家观,其政治理论与其社会哲学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自发的秩序与无为的政治--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政治正当性问题

中国古典思想把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天命的基础之上。天命不是宗教神学的实体性上帝 ,而是显现在人之同然性之中 ,表现为民情、民意、民欲等等 ,它实际上是以民众生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自生性、自发性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政治必须以此为基点 ,而不能去人为地干预这种秩序 ,同时又引导人们去发现并建立自己的德性 ,这就是引导性的政治 ,儒家的德治、道家的无为之治均是其具体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