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的碑传理论及其传记的"平和"之意

曾巩对于碑传的理论认识不仅有着深厚的史学渊源,且与北宋诗文革新紧密相关.在《五朝国史》的纂修过程中,曾巩秉承中唐以来的史学传统,在历史书写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史义".在《南齐书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等文章中,曾巩主张"析理明道"是碑传价值所在,择人立传是作者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在《洪渥传》《徐复传》等作品中,曾巩提出"人之所易到"是解决纪事征实问题的关键,"平正中和"对于包括碑传、行状在内的传体文书写具有导向作用.曾巩碑传理论由史而涉文,并不局限于作家、作品之一端,对于扭转碑传好奇虚妄之倾向,提倡平易简淡之文风有着积极意义.     

夏孙桐在《清史稿》修撰中的贡献

夏孙桐为撰修《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清史稿》编纂人员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赵尔巽、柯劭忞、缪荃孙等人身上,夏孙桐的作用则湮没不彰。夏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修纂《循吏传》、《艺术传》和嘉道咸同四朝《列传》;拟定《清史稿》"循吏"、"忠义"诸传纂修体例和"列传"书法凡例。     

龚景瀚生平及著作考述

龚景瀚是乾嘉时期福建著名的学者、诗人、循吏,官至兰州知府,去世后入祀甘肃兰州名宦祠及福建省城名宦祠.龚景瀚在当时文坛颇有声名,留下的生平著作颇丰,著有《澹静斋文钞》、《澹静斋诗钞》、《说裸》、《离骚笺》、《祭仪考》、《禘袷考》、《邶风说》等.今笔者就所知见龚景瀚现存著作作一简要考述,以供参考.     

《明史·循吏传》入传标准研究

循吏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的典范。由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循吏传》,编撰特点明显,载录的循吏人数较多,包罗了一个特殊群体。分析《明史·循吏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入传标准主要有三:一是传主本身具有良好的德行操守,二是传主在主政地方时有卓越的政绩,三是传主多受民众拥护。通过入传标准也可以探析《明史·循吏传》所蕴含的政治文化观念。     

苏轼传记文的特色

苏轼的传记文,是他辛勤培育的丰富多彩的文苑的角落里不很显眼的一种文体,除《方山子传》一篇外,其它一直为人们冷落。专门作综合研究的几乎没有,各种文学史也很少论及。我们认为,苏轼文苑中传记文这一文体,虽不如他的诗、词、赋以及游记等那样争奇斗艳、出类拔萃,具有浓烈的美的吸引力,但也不乏一定的艺术价值。因此,在充分挖掘苏轼诗、词、赋、游记等艺术宝藏的同时,也该顾及到他传记文这种体裁的发掘研究。苏轼在《陈公弼传》中说他“平生不为行状碑传”,这不是说他一生就不写碑传,而是说他不愿为了应酬而替别人去树碑立传。他要写碑传,一定是出于自己的内在要求,有感而发,即不是别人要他作,而是他要作。正因为如此,他一生确实很少写碑传文,     

《广清碑传集》出版

清代人物传记总集,已有钱谦益《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及汪兆镛《碑传集三编》等四种,素以收录广博、资料丰瞻而被视为文献渊薮。但以上四书尚有不少欠缺,如漏选重要人物和重要文献,失收大量明遗民、农民起义军领袖、艺人百工的碑传,以及体例烦琐等。     

《中国当代著名编辑记者传集》已出版三部

《中国当代著名编辑记者传集》已出版三部我国第一套知名编辑记者传记大全──《中国当代著名编辑记者传集》第三部已于近日出版发行。这标志着这套全集共５部的大型人物辞书编纂工作已经过半。《传集》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编辑记者传记总汇之一，档次较高...     

光绪国史续修文苑传纂修考略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中期国史馆《续文苑底稿》四卷,目录共载219人,正传75人、附传144人,是自道光朝后第四次大修国史文苑传,入传人物与此前稿本截然不同。《续文苑底稿》与总纂谭宗浚《拟续修儒林文苑条例》大体相符,原稿由缪荃孙于光绪十四年完成奏付史馆。该本展现光绪前期对上至顺治共九朝文坛正统的确定,编纂过程几经人事变动,纂修宗旨回归嘉庆时所定本源"文教覃敷、宜裒事迹、垂示将来",纂修条例接续阮元,但将传主籍贯从大江南北及两浙山左诸行省扩展到边徼各省,从注重"文词"转向对"经术"与"实学"的提倡。稿本后来成为光绪末年陈伯陶所修《国史文苑传》、清史馆《文学传》及《文苑传》的底本,在清代文学史、国史馆、缪荃孙研究等方面具有史料价值。     

中国女性类传的发轫之作──刘向《列女传》的传记意义

《列女传）是我国传记文学史上第一部全以女子为传主的类传,具有重大的传记意义。从传记文体发展的角度说,它是我国第一部杂传;从女性描写方面说,它运用一些文学描写的手段,为描写历史女性初步积累了经验;另外,它还创立了重视妇女历史地位的先例。《列女传》影响了后来的正史列女传,尤其是《后汉书·列女传》的创作。无论是在立传标准、命名还是取材上,《后汉书·列女传》都与刘向《列女传》有直承关系。     

杨继礼及其《皇明后纪妃嫔传》

杨继礼的《皇明后纪妃嫔传》是万历年间陈于陛主持的官修“国史”活动中所取得的成果之一,现有清抄本,存于北京图书馆。由于杨继礼在史书中没有专传,在《明史》中甚至没有出现他的名字。因此,本文将有关记载他生平的零星资料经过综合,作出介绍。同时对该书的收藏过程也进行了详细考证。《皇明后纪妃嫔传》作为第一部根据原始资料而写成的明朝后妃传记集,内容丰富,具有很多的优点。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不足。但总的来说,该书不愧为成功的传记史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在起草“遗诏”时,是否于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上增一“权”字,《宋史》两处记载截然相反,《王曾传》称王曾坚持添入“权”字,而《丁谓传》却云是丁谓“增以‘权’字”。据当时诸记载,可知《王曾传》的说法源自王曾之弟王皞,但其说法并未为北宋中期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的史官所认可。本文通过辨析王曾、丁谓究竟谁欲于“遗诏”增一“权”字,揭示仁宗即位初年,王曾、丁谓政争之起因、过程以及其隐藏于文献记载背后之隐衷。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胡适与传记文学

胡适是五四时期倡导传记文学第一人,自称既有“历史癖”,也有“传记癖”.他主张写传记文学要有真情真爱,要纪实传真,要用生动的白话写作.他创作了大量传记文学,其特点是不为达官豪绅树碑,甘为平民学者立传;立传既为立人,更为立意;传记重事实,不虚构;文字生动、语言直朴.     

福州通贤龚氏家族文学论略

福州通贤龚氏家族是一个以科举、藏书显赫一时,被后人尊称为循良世家、藏书世家的文化家族.这其中靠的是龚氏“孝友忠厚相传”的家风,和子孙恪守修谱、刻书、藏书的传统家学,注重家藏、诗文传家的强烈意识.观其现存作品,通贤龚氏文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亦呈现出它的鲜明个性.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齐史断限与平四胡之岁——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正误一例

高齐国史编纂大约始于天保八年(公元557年)。这年夏天,魏收“除太子少傅,监国史”[1](卷56)。所监修的国史正是北齐当代史。这项工作首先是从《高祖本纪》着手的,撰事在史馆内进行,但一开始就遇上了时间断限和史例的问题,因此围绕国史起元这一讼案引发了一场长达10多年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是在魏收与阳休之之间展开。魏收主张国史起元于“平四胡之岁”;而阳休之则认为应以天保建元。二说相持不下,并牵动朝廷上下。《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云:“魏收监史之日,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意,上表论之。武平…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自序

<正> “不虚美,不谥恶”,是我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写传记,必然要对传主作出评价;写文学家传记,必然要对其作品进行剖析.这一切均离不开实事求是原则.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实事求是,这就牵涉到一个评判标准问题,或者说一个作者的立足点问题.八十年代初,沈从文在为重新发表《从文自传》所写的附记里,希望有人“真正打量采用     

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人物类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这种传记突出传主的类型共性,兼顾其个性,表现形式多样。与“合传”相比,人物“以类相从”的创作思想更为鲜明清晰。“人物类传”扩大了《史记》表现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司马迁通过整合历史人物,研究社会发展,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传记类型。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

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李华瑞“国亡史作”，这是汉唐以来修史的传统。但元朝人修前朝史时，却未给与辽宋金鼎立约二百年，幅员二万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专史，只是依据辽宋金三朝旧国史编成份量不大的传记，附于三部正史之中（《辽史·西夏外纪》一卷，《宋史·夏国传》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