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空间与政治博弈：中晚唐河朔政区变迁刍议

在整个藩镇时代，河朔政区有数次较大的调整，每次都依托不同的历史语境展开。后世学者由于对当时这些具体的历史语境缺少充分的领会，往往把唐廷在河朔的诸多失利，归咎于皇帝与廷臣在政区调整上的失策。实际上，唐廷对河朔政区的调整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确保中央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纵览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方案，大多是唐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为此，唐廷采取了维持诸方“有利的均衡”、让河朔强藩互不相邻、对河朔防御型藩镇采用“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将河朔地区节度使与刺史文臣化等一系列手段。长庆年间以后，当唐廷不再试图彻底改变河朔藩镇父子相袭的局面，改行“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政策，唐廷与河朔之间博弈的关节之处才得到彻底解决，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     

胙土封邦:河朔故事形成史论

在史乘之中,关于代宗年间就有河朔故事的记载,是史家后见之明的文本建构,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大历八年薛嵩、令狐彰去世,为唐廷与河朔藩镇博弈形成了许多政治规范,然而河朔故事并未形成。迭经建中之乱,唐廷与河朔藩镇在实力对比中逐渐趋于平衡,德宗不再力求敉平河朔藩帅的统治。双方的争衡开始由零和博弈逐渐步入共生关系。执是之故,德宗逐渐开始有地域地承认父死子继,河朔故事正式形成。为了顺利完成世袭权力的交接,河朔藩帅也通过将储帅的职衔由行军司马更易为副大使、提升副大使资望、任命族人为属州刺史等方式加强家族化管理,进而为父子相袭的河朔故事提供了可能。     

陈寅恪“河朔胡化”说辨析

在"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陈寅恪提出了"河朔胡化"说。该说的问题指向在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非河北藩镇的社会属性。由该说引起的关于河北藩镇"胡化""汉化"的争论,偏离了陈先生提出该说的研究旨趣,应当有所修正。对河北藩镇客观存在的"胡化"现象,不应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着重考察唐代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唐廷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异见,表明了"胡化"现象虽然造成河北藩镇与唐代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足以引起双方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动。     

唐代泽潞镇建置及扩建考

唐代泽潞镇成立时的辖区范围是以贞观时期潞州都督府的建置为基础确定的,即是在该区域某一时期政治地理格局的基础上划定的,是朝廷为了防御、攻略河北的有意选择。大历末期、建中初期,为了弥合太行山东西麓两区即泽潞区与邢睮区的缺陷,以利于发挥该镇防御、攻略河北的作用,泽潞镇再度跨越太行山而领辖邢睮磁,这是唐廷意图、作用力的体现,是朝廷借此威慑河北诸藩的表现。应该说,藩镇区划的建立、变迁有一个延续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运作。藩镇区划作为地方武力相互角逐及其与中央斗争这一政治事象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态,其形成、变迁有时仍需依循当地的政治地域格局。     

安史乱后藩镇控制政策的实施

安史乱后,唐廷一直在贯彻削藩政策。无论是通过温和,抑或战争方式,其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通过以藩制藩的方式,而非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方式,去实现唐后期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此因藩镇的存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是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载体。唐廷力求以藩镇为载体,通过分而治之、调整藩镇辖区等方式,实现以藩制藩,从而维护中央统治。以藩制藩政策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维持了唐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     

唐代藩镇赏赐述论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军队频繁动乱成为唐后期军事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诱发军乱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藩镇军人贪财寻利为其原因之一。藩镇将士往往因为未获赏赐或赏不如意而“杀帅长,大钞劫”,或拥护骄帅割据。对此,唐廷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经常给藩镇大量的赏赐。探讨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唐廷与藩镇的关系不无裨益。     

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

唐玄宗一代繁荣的社会局面的形成,当然与抚蕃和边疆军队抗敌的功绩相联系。然而物极必反,虽盛犹衰,各藩镇军队内个人势力膨胀的军功地主分子热望扩大自已的权益,顽固维护其特权的部分少数族贵族一再掀起反汉化的逆流,其表现是藩镇势力与日俱增,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出人意料地摆在一向自负老谋深算的唐玄宗面前。论者或谓玄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但暮气深重,懒得亲自处理政事,一心想纵欲享乐……逐渐陷入昏迷状态”;或谓“唐王朝加强了国家的力量以后,又不断在边疆发动战争。……唐王朝的猛将精兵,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或谓“玄宗老年昏愦,溺宠艳妻,信任黠胡,遂启狄人之贪惏,累民生之涂炭”。似乎玄宗本人对藩镇势力毫无警惕,对叛乱未作任何防范措施,这似欠公允.尤其诸论皆引旧史陈说,甚至以白居易的风情长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据,以传统的昏君奸相之说,误解了唐廷与藩镇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本文仅就玄宗的削藩措施,探讨在表面上是偶然因素在起作用的历史事件掩蔽着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王叔文派的改革看韩柳之争的政治意义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在顺宗李诵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发动了一次旨在褫夺宦官兵权和裁抑藩镇势力的政治改革运动。由于它触犯了宦官、藩镇和大官僚贵族的根本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拚命抵抗。在革、保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新政的推行仅仅一百四十六天就匆匆失败了。王叔文、王伾被贬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历史上叫做“二王八司马”事件。改革失败了,但斗争并没有完结。中唐以来的一切顽固保守势力,从与柳宗元、刘禹锡“交情很深”的韩愈起,一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大刽子手曾国藩,都无不大骂王叔文派,什么“群小用事”(韩愈:《顺宗实录》)、“小人乘时窃国柄”(韩愈:《韩昌黎全集·永贞行》),什么“小人之无忌惮者”(苏轼:《报江季功书》),什么“王伾、王叔文……为一时奸回”(曾国藩:转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顺宗实录》补注)等等,俯拾皆是。一场“意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的政治革新,在尊儒反法派的笔下,竟成了“朋党”“窃国”的“卑谋”。     

奇诡托讽与诗派建构——以韩愈、卢仝《月蚀诗》为中心

韩愈、卢仝的两首《月蚀诗》以奇崛诡怪的天象书写托讽现实政治,在韩孟诗派建构中具有独特价值。二诗共同面对两类"前文本":一类是以《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为代表的政治文本,另一类是唐人天学文本。通过互文关系的疏证,可以考明二诗均以元和四年至五年成德镇帅王承宗之乱为本事,托讽王承宗不尊朝廷、盗据藩镇,同时批判了观望养寇的诸军统帅。不仅如此,二诗同中有异,韩愈通过对卢诗讽"天"诗句的全面删削,实现了从技艺到话语的双重规训。由此可以窥见,韩愈所倡导的诗派气质,并未构成与敦厚诗教相对立的创作姿态,并不接受假借审美好尚对抗乃至消解伦理价值;相反地,他尝试以奇诡诗风开示古典伦理之诗性言说的又一法门,俾诗性之超越与德性之醇正交结共生。     

韩愈与宦官——读《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札记

在韩愈文集中,《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以下简称《序》)并非优秀之作,为什么值得特别一提?这就涉及到有关韩愈的一桩千古奇冤了。唐代中叶以后,宦官与藩镇两大祸患,与李唐王朝的命运相始终。因此,对宦官擅权与藩镇叛乱的态度,是当时考验人们政治立场的试金石。对于叛镇,韩愈态度明朗,立场坚定,坚决反对分裂割据,强调国家统一,维护封建中央集权。在元和年间平淮西军阀吴元济的战争中,韩愈的所作所为就是明证。关于这一方面,除个别人外,历史早有定评。但在对待宦官问题上,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一     

关于唐后期汴乱原因的分析

唐后期藩镇林立,各具特色,其中,汴州宣武军以“乱”著称,尤其是在代宗末年至穆宗初年的四十年间,汴州兵连祸结,朝野常为之悚动.对于汴乱频繁的原因,论者向以“兵骄将悍”来作解释,很少联系安史之乱后汴州所处的特殊地位.正是汴州集中了各种矛盾,才导致了兵连祸结局面的出现.     

古代小说中韩愈故事的演变及韩愈形象的创造

在古代小说中,韩愈故事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中晚唐五代阶段,发展取向不明朗,但为后来的韩愈故事做了铺垫;宋明阶段,韩愈故事呈现出浓重的仙道色彩。小说中的韩愈形象是作家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发挥、创造的结果。他是一个"多重复合型"的文学人物,一个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丰富的哲理内蕴及人生启迪意义的文学形象。从"韩学"研究的角度说,古小说及俗文学中的韩愈故事与韩愈形象,承载着历史文化名人韩愈对后世产生影响的重要信息,这是"韩学"研究者所不应忽视的。     

韩愈古文运动的进步性

韩愈在哲学思想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的政治态度,基本上依附于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但是他的身世、经济地位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跟新兴的中小地主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有其一致性。韩愈的政治纲领,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专制帝国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依靠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但又耽心他们势力太膨胀了,实行割据(藩镇)和擅权(宦官),会对中央集权的统一和巩固不利,所以他跟大官僚大地主之间,又有着一定的矛盾。因此韩愈在政治上不免经常采取依违的态度。正因为他存在这种“骑墙式”的依违态度,有时就表现了他落后的一面。但是韩愈在文学上,特别是领导古文运动的前进这一辉煌的成绩,则肯定     

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

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晚唐藩镇的格局在唐末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黄巢起义之前,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朔长期割据型、河朔一度割据型、中原一度割据(防遏)型、中原长期防遏型、西北长期御边型、西南一度御边(财源)型、东南长期财源型七大类。在黄巢起义之后,根据地域分布、势力强弱、政治目的、任职方式、出身背景乃至蕃汉之别等综合因素,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南型、西部型、河东型、河朔型、南方型五大类,并涌现出了一系列以朱温、李克用等为首的足以开邦建国的强藩。藩镇格局的这一重大转变,主要是在黄巢起义冲击之下,中央朝臣、宫廷宦官和地方藩镇原本大致均衡的三大势力的急剧消长。文臣、宦官势力日益衰落:地方上文官藩帅不断地被武将所取代,宦官赖以专权的神策军也垮掉了,转而寻求以"宦官系武人"来扶植藩镇。地方势力则急剧崛起,并完全掌控了各藩镇的权力,呈独立之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唐廷所扮演的是无法主持公正和维持秩序的软弱角色,迅即走向终结,历史开始不可逆转地由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的重新统一。     

清代道情、宝卷中韩愈形象的演变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在古代俗文学中,历史文化名人韩愈的故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演绎和传播。除了小说、戏曲及民间故事以外,清代道情、宝卷中的"湘子仙话"是韩愈故事的重要载体。道情、宝卷在历史真实及前代各种相关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艺术地凸显了"心气"与"性情"兼备的韩愈性格。韩愈的这种"文学形象",不仅是作家和写手自己接受历史人物的成果,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广大受众心目中的韩愈形象——即"民间形象"——的产生和完成。     

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

藩镇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在唐代长期延续而不被消灭?这些问题,在众多的研究论著中,我们特别重视范文澜、陈寅恪两先生的观点。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天宝时期的腐朽政治,使唐朝西、北边境少数民族内附人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融合过程,采取了战争的形式。他又指出,随着落镇割据的结束,内附人与汉族的融合也基本完成。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断言:“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这些对藩镇割据深刻的历史洞察,给我们很大的启迪。现就唐代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藩镇问题。旨在说明中国西、北边地少数民族与李唐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怎样造成了藩镇割据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     

建中末河东道政区调整与德宗藩镇政策

建中末年河东道的政区调整是德宗即位以来削藩政策的集中体现。建中初年的削藩战争,河东三镇中尤以河东镇军功卓著,然在建中末的政区调整中,河东镇却未得尺寸之地;昭义镇军功逊于河东,却得以扩充;河中镇则被分割,增设晋慈镇。考察建中末河东道的政区布局调整,可以看出唐廷治理藩镇的策略,揭示唐廷与河东诸镇的微妙关系。     

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分裂叛乱——读杜甫谴责藩镇割据的诗篇

杜甫是唐代著名的政治诗人。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繁盛到衰落的交替时代,对当时的腐朽政治、社会疮痍和民间疾苦,都有比较深刻的观察。而反对藩镇的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则是杜甫诗篇中“善陈时事”,“切中机宜”的最为突出而深刻的政治内容之一。唐代开元末年,普遍设立节度使,即所谓藩镇。肃、代之交,两河诸道数十余州都     

陈寅恪《论韩愈》的心曲发皇

陈寅恪敏感于“五四”以来文化建设的诸多不如意,其《论韩愈》仿照僧徒诠释佛经模式,赋予该文本以石破天惊的文化新意。他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借助品读韩愈,既不坠宗风、坚守传统,又中体西用,充分关切现实,凸显述往知来的启示色彩。他充分肯定韩愈建立道统的文化要义,强调学术重建意识,个中蕴含浓厚的学术独立与对自由思想的执念。特立独行的自由思想是孕育心曲的根基,体用定位最能展示心曲的功能指向,文体改进则是心曲发皇的主要策略,它们构成一个自成起讫的文人心态谱系。陈寅恪借古喻今,穿越时空对话历史上的韩愈,希冀现实社会出现匡时济世韩愈式的大师巨子。     

论韩愈的辞赋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中评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殊为经典之论。本文无意就韩愈历史地位再作赘论 ,亦因现有韩愈诗文之论详矣 ,而对其辞赋显得相对漠视 ,或者说论赋较多隐没在文论诗论之中。本文则试图立足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的演进流变和它与古文的相互比较中观照韩愈的辞赋观念与辞赋创作。一、韩愈的辞赋观念(一 )与韩愈明道奉儒的文论观念相对照的是韩愈在赋论观念上的重情崇骚。作为古文运动极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韩愈以孔孟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