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文口融合":周作人的"新诗情结"所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写过新诗,研究过新诗,但最终没有成为诗人的作家,他们在其他文学形式的写作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依然关注着新诗的命运与发展,形成了所谓新诗情结,而这些情结往往又集中于新诗发展的关键问题——诗歌语言变革。周作人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本文着重考察周作人的诗歌文学活动,论析他的以文口融合为中心的诗歌语言理论创见和艺术实践,试图从中透视他的探索对于破解新诗艺术发展难题的启示意义。     

论周作人早期诗学理念

周作人是新文学理论的积极建构者,也是中国新诗的积极实践者,虽然他的新诗成就一再被文学史提及,但对他的早期诗学理念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周作人在新诗只满足于白话作诗的诗体大解放时代,主张新诗的融化气度和抒情本分.周作人对于新诗的最大贡献在于新诗形式和理论两方面的创造性尝试.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是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新诗批评多为新诗人所为,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新诗,分析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其新诗观念。百年后重新研读这些新诗批评文章,不难发现其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新诗概念阐释上的矛盾、新诗创作法则与具体写作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与新诗发生期的历史语境、新诗发展状况、诗评者身份及其进化论思维等相关,是中国诗歌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新诗发生期现代诗学建构的真实情景,而且作为新诗史源头性现象特征,对后来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土化位移: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诗学命名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周作人"象征即兴"的观点旨在为初期白话新诗寻找一条发展新路,梁宗岱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合理误读"则蕴涵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基本质素和理论构架,而穆木天从尊奉象征主义到否定象征主义,把诗歌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带入诗学建构领域。由此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接受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视野都参与着理论传播图景的再建构。     

现代诗学创建的人文品格——评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在现代诗学理论的建设上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一门现代新诗学科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研究的最新状态.潘颂德把中国现代诗学看成是一个多元并存的互补格局,以缜密的求实态度与开阔的当代视野,对各种类型和倾向的诗学观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在横向深入、纵向发展的交叉网络中,客观地展示了现代诗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形成了现代诗学批评史的构架.     

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传承关系的三种样态

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名家之间一脉不断的血缘传承关系,呈现三种样态：一是新诗名家现身说法,坦承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二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三是少数新诗人如纪弦等,公开否认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联系,然究其创作实际,亦和古典诗学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理清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于建立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提升古典诗学研究与新诗创作批评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情绪 真率 音乐——郑振铎对新诗路向的追求

郑振铎是中国新诗的拓荒者之一,集论、创、译于一身.他的诗论丰富、深刻而富开创,是新诗史上重要的文论,涵盖了新诗的本体论、创作论以及新诗的鉴赏和批评等主张.情绪、真率和音乐美是郑振铎新诗本体论、创作论与审美标准的内核.     

《新青年》对新诗的运作

《新青年》问世不久,其同人便积极倡导、运作白话新诗。他们以进化论为立足点,以中外诗歌史为场景,论证了白话新诗出场、取代文言诗歌的历史合法性;并大量译介外国诗歌,整理民间歌谣,为白话新诗创作探寻思想与形式资源;同时,以同题诗创作、改诗等方式进行诗歌实验,大量发表白话新诗。他们还不断开展白话诗歌讨论、批评,及时探寻白话诗歌艺术,总结创作经验、教训,为新诗写作提供新的诗学资源。     

雕塑新诗——从意象组合上看李金发诗歌创作的独特性

李金发在中国现代艺术和新诗创作方面,都是开风气之先式的人物。他是中国在国外学习雕刻艺术并进行艺术实践的第一人,是把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歌引入到中国的第一人,同时又是进行象征主义新诗创作的第一人,在现代文学和艺术领域都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位置。在他独特的诗歌世界中,其意象的呈现颇具特点,从意象的角度对其诗歌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节奏：新诗的形式之美——《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评议

节奏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质性诗学元素。王雪松教授的专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经由概念论、历史论和比较论三条路径全面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机制、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该论著在概念上扩大了新诗节奏的外延并适当调整了节奏理论系统的内部结构,使之适应多变的新诗文本现象;从语言本质、传播接受和传统影响三个方面描述了新诗节奏形态与功能的现代性特征;通过新诗史上几种代表性节奏观的梳理,打开了新诗发展不同阶段的节奏美学空间。王雪松的研究尝试建构一个新诗节奏理论体系和阐释平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近年来新诗本体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新诗散文化的理论误区与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长期以来忽视自身理论建设,片面强调口语化、散文化,而反对新诗的格律化和规范化。这种倾向阻碍新诗的发展和成熟,是新诗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误区。     

《论诗》与郭沫若新诗理论的建构

郭沫若的《论诗》是新诗理论的重要文献,对认识新诗文体建构时期的理论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是郭沫若从诗的觉醒到作诗,从作诗再到论诗的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的集中体现。《论诗》首先涉及到新诗创作中新诗人的诞生的问题,认为诗人应当是那种天才式的人物,诗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才能有作诗的资格。郭沫若从诗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中寻找新诗文体的韵律,将诗人的心境与新诗文体联系起来,从诗人的情感与心理世界的变化中探寻新诗韵律,从宇宙万物的自然现象中寻找诗的韵律,并最后完成新诗哲学的美学建构。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百年新诗之"旧路"——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本文从长时段的宏观角度考察了百年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模式,结合新诗的诗歌理论主张,主要从新诗创作的实际这一角度,来追寻百年新诗创新历程中的旧路,即由梁启超发轫,胡适、李金发关注语言,卞之琳、穆旦追寻传统精神的根本处,以及从民国初年绵延近百年以郭小川为代表的向民间歌谣学习等模式,进而提出20世纪初以来的旧体诗词写作未能超越梁启超的理论主张。     

传播与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方长安指出,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心理、主题想象、诗性体认与言说方式,参与了新诗生产,赋予新诗诸多现代性品格；然而新诗内部由是存在着传媒化这一负面因子,抑制着新诗诗性的生成。李怡、苏雪莲强调,现代大众传媒是新诗生成的诸种合力中的一种,它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使诗歌具有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功能,而且还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带来了新诗阅读方式的变化。鲍焕然认为,新诗的媒介类型主要有日记、私人书信、杂志、报纸副刊、诗集、沙龙、社团、课堂,以及街头、农村和战场为平台的社会环境媒介等等,它们凭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白话新诗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陶丽萍从传播角度考察了新诗经典化现象,认为新诗经典的确立,既与文本诗性相关,更是报刊发表、出版、公共阅读、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     

初期白话诗人的个性化写作--论胡适、刘半农和周作人诗歌的精神特征

本文通过具体分析胡适、刘半农和周作人这几位主要的白话诗人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创作倾向及其个性化的精神表现,更加深入地揭示初期白话新诗的精神特征及其历史意义.个人情感与文化理想的冲突在胡适的诗里最为突出,从中透视了一个先行者灵魂的孤寂与无奈;刘半农以平民的姿态观照世界,其诗渗透着浓厚的人间情怀;周作人无力抵御外部世界苦难的侵袭而转向内在生命的玩味和咏叹,其诗表现了自我生命的悲哀和惊恐.尽管他们的创作还处于新诗的尝试阶段,在艺术形式上难免有些幼稚和不成熟,但在艺术精神上,却表现出真纯朴实的情感内容和个性化的思想内涵.     

传播接受与中国新诗史重构论

百年新诗创作史与百年新诗传播接受史始终缠绕在一起,这是新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说没有新诗的传播接受,就不可能有新诗创作的不断突围与发展。但是既有的文学史、新诗史著作所建构的新诗史,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包括新诗传播接受内容。基于这一状况,以传播接受为视角,重构新诗历史,或能尽可能地还原新诗史的真实地貌,揭示其内在生态特征与动力机制。重构将以新诗创作发展史为基点、主轴与目的诉求,以传播接受事实为视野与依据,透视、解读创作演变史,传播接受构成创作演变史的有机部分,使新诗史不只是创作事实的呈现史,而是一部从传播接受维度揭示新诗之中国诗意、诗性的生成演变史,一部敞开新诗现代性书写、传播与意义增值的新诗史。     

“五四”前后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审美主义文学思潮与启蒙主义共生。＂五四＂及其以前,王国维、蔡元培、周作人从不同侧面奠定和回应了审美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化观。＂五四＂期间及其以后,创造社、新月派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使审美主义进入文学实践领域,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