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媒介叙事中故事世界的述真与通达：中国当代民族动画电影的共同体认同凝聚

在跨媒介叙事中,故事世界的扩张乃为其核心。其中,在故事世界的建构与扩张中,述真与通达是其得以成功施展的基础所在。聚焦于中国当代民族动画电影对传统神话的跨媒介叙事,本文指出,通过对神话符号及其思想的征用,动画电影的故事世界在述真模式的共享下实现子故事之间的通达,而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通达则体现于其与现实存在的符号对接。此外,文本内的述真促使符号接收者完成跨世界的心理建构,在此过程中,故事世界对于符号接收者内心世界的通达体现为对神话记忆的召唤。中国当代民族动画电影为个体对历史与群体的根着提供了符号通道,透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唤起,民族动画电影帮助受众进行了身份确立和自我安放,凝聚了受众的民族情感认同。     

《格萨尔》伏藏文本中的"智态化"叙事模式——丹增扎巴文本解析

口头传统理论先驱洛德生在《故事的歌手》中把由艺人自己将自述的文本用书面形式写下来的文本确定为“自撰口述文本”，《格萨尔》的伏藏文本即可以列入此类文本范畴。但是，丹增扎巴的《格萨尔》故事文本又与一般意义上的伏藏文本不尽相同，他把佛教伏藏中的“智态化”（藏语称气吖帑）伏藏传承方式纳入到其创作中，演绎成为史诗文本的创作理念和方法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成为神授、掘藏、圆光等传承之外的又一重要的《格萨尔》叙事类型和传承方式。     

“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共同意识叙事

以“共同意识”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深度的泛文本语境方法，对“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品进行叙事层面的剖析，尝试对其间的话语策略进行归纳，并着重探讨其如何通过影像化、故事化叙述共同历史、共同故事，诠释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探讨影像与时代话语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个体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这一时期有着独特的叙事话语方式，总是倾向于以国家话语统合族群、家庭观念，以家国情感取代个体情感，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以阶级矛盾替代故事冲突从而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融入民族题材的书写；其间旖旎多姿的少数民族地域风光再现、与汉杂糅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再造、敢于斗争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族话语对国家话语兼容之下的“黄金年代”，并成为时代符号而深深嵌入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当中；还多采用黑暗与光明的象征、身体与疾病的隐喻、身份与认同的建构等方式进行共同文化的叙事。经由国家话语的规训、民族话语的兼容以及“国族、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如何建构关于新中国的文化想象与共同体想象，塑造出一个通过异域空间、民族风情、人物形象等景观展示出来的“共和国”，将各民族同胞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凝聚在一起，通过“讲述过去”“讲述当下”，进而“塑造未来”，从而印证“意识形态工具是‘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这一结论。     

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与重构 ——以三江源生态移民社区的狗为视点

政府、学者、媒体、宗教和移民自身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使得“移民新村”成为一个多种力量交织的场域，其中“非人”生物也是重要的建构力量。而流浪狗这一被国内学者所忽略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从生态移民社区内流浪狗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可以探讨动物是如何参与生态移民新村的建构过程的；生态移民与狗之间关系的变迁是否反映出生态移民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动态关系。同时，可以使我们摆脱和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倾向，扩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关注其他生物在构成人类身处的世界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而探索一种更加全面和开放的民族志体系。     

"皮匠驸马"型故事的格雷马斯符号学解读

采用格雷马斯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 ,对山西故事家尹泽讲述的“皮匠驸马”类型的文本进行解读 ,结果表明 ,在这种讽刺性生活故事中 ,误解的因素和英雄叙事序列的倒置生成了特殊的角色关系、双重的叙事程序和深刻的叙事意义。     

当代神话学的立场和追求：在整体时间观和互文之网中重新理解神话与神话学

当代神话学的立场和追求，是进一步打破在世界神话学领域盛行的对远古时代和语言文字媒介的迷恋，自觉地以动态和开放的视角，特别是在整体时间观和互文之网中，重新理解神话与神话学。建构以整体时间观为基础的当代神话学，区分“被叙述时间”和“叙述时间”，有助于打破长期盛行于神话学中的“向后看”的状况和远古与当下、原始与现代的时间区隔，在完整的时间链条中洞察神话的本质和生命力。在动态而开放的互文之网中研究当代神话的生成及其被建构为相关传统网络中新结点的动态过程，关注神话的跨媒介性和媒介的能动性，将更深刻地展现神话生生不息地传承和变迁的动力机制。如此，神话便不再只是静态定型的故事文本，而是不断动态生成的叙事过程；神话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便从追溯远古的静态定型的故事文本，转为探究处在时代语境、各类文本交会处以及与媒介形式互动中的特定当代文本的生成过程。这样的神话学，才能够真正揭示神话不断穿越时间的屏障、从古至今触动人心的奥秘。     

"蚩尤"和"黄帝":族源故事再检讨

通过探讨蚩尤和黄帝的故事文本,并从文学人类学角度对与之相关的族源表述加以分析.认为就多民族传统构成的中华文明而言,不同祖先的历史叙事是族群区分和互动的重要主题.     

涉藏地区自媒体在YouTube平台上的跨文化传播——以“Tibet Travel”为例

我国涉藏地区因其独特的自然、人文、地缘和宗教环境而备受国际舆论关注,涉藏地区国际传播也是展现中国发展、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涉藏地区自媒体创作者积极进行传播实践活动,社交平台上也涌现出一批传播范围广、影响力较大的自媒体账号。本文以涉藏地区自媒体账号“Tibet Travel”(此账号至今沿用旧译Tibet未改)在YouTube平台上的视频为研究对象,运用叙事学和编码解码理论,对视频叙事主题、叙事语法和视听语言等策略进行研究,发现该账号在主题上涉及自然、生活和人文景观;在主体上,聚焦个体,藏族女性较多,内外聚焦,丰富叙事视角。解码层面通过分析受众评论文本发现,国外观众在视听语言、故事内容和主体上做出积极正面解读,表现为对故事主体的认同;对家庭、文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式解码;对婚姻关系和代际关系的协商式解码;受刻板印象和固定思维的影响对视频真实性的对抗性解码。     

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像表达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赴此区域进行影像人类学研究。在建国初期所拍摄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16部影片中，有9部聚焦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影像素材。而对这些影像素材的分析，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影像叙事所建构的“边疆想象”的文化本质，以及文本内部结构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印度电影叙事的民族特性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启示

印度电影作为印度文化的重要传播方式已成为我国民众了解印度、沟通两国情感的重要桥梁。印度电影具有丰富的叙事经验,善于在传统中寻找时代命题,民族信仰下的二元冲突和根植于民族特性的爱情题材,把民族性与时代性完美结合的审美特征,都是宗教世俗观影响下的印度传统文化特征。为了实现故事本土化与他者化兼容的高超叙事能力,印度电影的民族化审美特色以配唱民族歌舞的艺术方式成为印度电影产业长盛不衰的民族基因和民族符号。电影叙事他者化的现代改良,强调引入西方的视角思考民族社会问题;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际巨星更是印度文化软实力输出的国家形象代表,以宝莱坞为首的印度电影业成为其国家“走出去”的文化品牌。而中印文化交流路径的搭建和“元故事”叙述体的创新表达,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对中印文化交流具有国家层面的外交战略意义。     

防风传说与区域历史的建构

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与历史的真实始终如两条平行线一般,并驾而行。本文择取迄今流传于江南的防风传说为个案文本,试图对历史与传统,历史记忆的选择与历史重构,国家叙事与地方性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透过防风传说这一文本,进行一番梳理、思考。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民众历史记忆并不一定必然地走近或接近"历史真实"。民众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表达的常常是其生活原型、社会背景的诠释。通过对民间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口述资料对区域历史重建与历史解释的多重意义,这是防风传说给予我们的启示。     

书坊

《蓝花叙事》 一套套装帧特别的新书静静地摆放在由近ICO件蜡染手工艺收藏品营造的“蓝花”世界里。这里是贵阳219文化仓4意广场,《蓝花叙事》新书发布暨部分藏品展以自己的方式,叙说着贵州“蓝花”的故事。     

虎文化叙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虎文化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发展轨迹来看,虎叙事从先秦至明清,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深植于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王权一统和秩序建构、抗争意识以及虎信仰与儒家思想共融是虎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典表述;对当代虎故事文本的行政分布、族群传承和故事类型的考察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历史的延续性与现实的发展性。虎文化叙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巩固集体记忆、共铸民族品格和强化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指向是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和尊崇,以及由国家一统与抗争意识带来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及道德风尚良好的大同盛世。对虎叙事这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思考,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价值观念的同一性和共同性,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东乡族民间故事类型与女性叙事研究

本文在对涉及东乡族女性的民间故事类型的界定之上,对三种故事类型的关于东乡族女性叙事的民间故事进行叙事分析,并结合故事类型与女性叙事分析探讨民间故事中性别叙事的特点及由此产生对民间故事文本一些反思.     

不同的侧重一样的成功——小说与电影叙事视角之比较

所谓视角(或称视点,聚焦)是叙事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也就是叙述人(故事的讲述者)是站在怎样的位置上讲述故事或叙事角度是随着哪个人物的视点而变化.叙事视角是建构叙事虚构作品的基础.不同的叙事媒介决定了小说叙事和电影叙事在叙事视角运用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叙事效果.本文以小说<红高粱>与电影<红高粱>为例比较分析了小说与电影的叙事视角问题.     

苗族的“禁盗岩”

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族人民,有着优良的社会道德风尚。其能够治理和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使苗族人民得以生息、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长期的历史斗争中,逐步形成自己一套民族习惯的规约。其中,起到最高约束作用的是“禁盗岩”。过去,“禁盗岩”的“岩”规“岩”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盗岩”的埋岩形式是由寨老召集全村(有的几个村屯) 群众,在村边的山坡上,在其     

汉藏“猴子的心忘在家”故事比较

汉族、藏族流传了大量的“猴子的心忘在家”故事,并且形成了具有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叙事传统,这些传统与汉族、藏族民众生活紧密相连。同时,汉族、藏族的“猴子的心忘在家”故事与佛教同类型故事的叙事传统关系密切。     

论满族说部的生成与播衍

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以口述形式承传的一种族群记忆,其内容的建构与播衍蕴含着丰富的族群历史与文化变迁的细节与因素,不仅是满族及其先民对其所直观感知的族群历史以及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也是满族根性文化的重要遗存,体现着雄阔道劲的"史书"、"史笔"风格与蛮荒古朴的叙事特色.满族说部在传承与播衍方面具有封闭与单一的特点,但也与其他类口头文学一样,受社会发展变化及传承人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的变异.     

家史传承：明清南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自我表达——以明清土司族谱为中心

自明中叶始,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大兴编修族谱之风,族谱文本较之此前王朝史官书写的“他者”叙事文本具有鲜明的“自我”叙事特点。本文从叙事理论出发,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解构文本的内容结构与生成逻辑,认为南方少数民族土司在书写族谱的过程中,通过官私共同书写、创新文本体例、寓国于谱的叙事模式,表达了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等多层次的国家认同观念。在文本生成并流传的过程中,既培育了敬宗收族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又发挥了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更传递了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因此,土司族谱文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其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正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厚重历史文化根基。     

三言破戒故事中的“莲”意象

"三言"中有一类特色文本被称为破戒故事,此类型故事来源于明代社会的佛道世俗化背景.在破戒故事中,"莲"意象多次出现,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点.作为破戒故事的重要元素,莲花凭借其独特的属性及文化内涵这一意象在"三言"的破戒故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