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宋中后期文化重心的特色

北宋中期，是北方文化兴盛的高峰、南方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北宋后期，则是北方文化重心地位下降、南方文化重心优势不断加强的时期。从文化要素的发展状况分析，北宋中后期的文化重心主要有儒学重心位于北方、南方政治人才不断增多、文学和教育重心在南方等特色。     

论欧阳修文道观的生成创构与文化实践

文道观是决定创作境界、引领学风建设的关键。欧阳修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不为空言的文道观,引导了宋代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推动了"古文运动"健康发展。这既与北宋前期文学环境与文化语境息息相关,又与个人文化资本与"斯文自任"使命意识紧密相连。欧阳修多以"回信"方式表达见解,"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的主张,得到士人群体广泛认同。欧阳修正本清源,复兴儒道古风,积极承担社会道义和现实使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文化实践中,欧阳修突破"文各有体"藩篱,破体为文,"以文体为四六",创造了风神独具的"宋四六",化解了骈散之争;又通过知贡举黜落僻涩险怪的太学体,使古文传统重获新生。欧阳修文道观理论与文化创新策略,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性弘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论北宋"庆历学术"影响散文创作的可能性——以欧阳修为例

＂庆历学术＂是指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流行的包括了宗经复古、以人为本和求新求奇的学术理念与学术风气。这种理念与风气也与当时散文创作息息相关。因为学风的丕变与文风的变革紧密相联,庆历学术理念与散文创作观念有着明显的共通性,而且庆历学人是当时学术变古与文风转变的共同担当者,这些都为庆历学术影响到当时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在欧阳修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论宋夏战争对北宋咏史怀古词创作的影响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词人的忧患意识与人格精神,这不仅孕生了以诗为词的创作理论,同时也促发了以古喻今、感慨兴衰的创作实践,从而将咏史怀古词的创作推向了创作高峰。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咏史怀古词之间的有机联系,可以深入发掘北宋词的嬗变轨迹与时代内涵,同时也印证了古代民族关系格局对文学时代风貌的深远影响。     

论北宋的黄老思想

北宋是继西汉以后黄老思想流行的另一个高峰。北宋多数帝王有崇尚黄老之举,君臣上下共同推行,思想界互相呼应,黄老思想几乎漫延于整个北宋王朝,其中仁宗朝尤为显著。宋仁宗不仅对黄老十分推崇,并且更加自觉,在位期间被时人及后世称为太平之治,故宋仁宗才是北宋崇尚黄老最有代表性的皇帝。而宋神宗言及他对汉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均无间然,可见黄老与儒学在国家治理上同样具有相融之处,这也是北宋黄老与西汉黄老区别之所在。     

北宋京都的文化夜市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北宋京都的夜市亦渐趋兴盛,文化夜市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对宋代文化品格和城市文化的走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这些文化夜市的分类,可以看出,市井文化虽五彩缤纷,却品位不同,对文人的影响也必然各异.     

"苏子归黄泉,笔法遂中绝"--论欧阳修的推介对苏舜钦在北宋书坛地位确立的意义

欧阳修对苏舜钦的书法艺术评价极高,对苏的书学思想也非常推崇.他经常与苏舜钦就笔法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涉及的范围很广,由于苏舜钦没有留下系统的书论著作,所以他论书的只言片语大都借以欧阳修的著作保留下来,他们以诗文唱和,以翰墨传情,共同营造了北宋良好的书坛氛围.因此,苏舜钦在北宋书坛地位的确立与欧阳修的褒奖和推介是分不开的.     

论西夏建国前与北宋的关系

北宋王朝一建立，夏州拓跋政权就与其保持友好关系，多次出兵助宋抗击和讨伐北汉。宋太宗即位后经略重心北移，试图消灭拓跋夏政权，结果适得其反，李继还不仅恢复了＂故土＂，而且占据灵州。德明时与北宋保持了二十余年的和平友好局面，是夏宋关系中最密切的时期。     

北宋官方对民间出版的管制

宋朝相对宽松的图书出版政策延续了六七十年后，到北宋中期发生了变化，即加强对民间出版的管制，在图书出版活动中推行书稿审查制度。天圣五年(1027年)二月，仁宗皇帝以诏令的形式颁布了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详尽的书稿审查制度。欧阳修、苏辙二人先后对书稿审查制度的完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论凉州六谷部的兴起及其与北宋的关系

本文简要介绍了五代、北宋初期居于甘肃河西走廊的藏族地方政权凉州六谷部的兴起、部落的构成,详尽地论述了六谷部与北宋中央王朝关系的建立、发展及结束等几个阶段,旨在说明北宋王朝和六谷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不仅有利于该地区的开发,同时密切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     

儒学人本思想与欧阳修的文论观

儒学人本思想肇始于西周 ,成熟于春秋 ,战国时期达到一个新高度 ,汉唐走向低谷 ,宋初儒学人本思想开始复苏 ,欧阳修把天命天理归之于人和事 ,是宋代儒学人本思想复苏的根本标志。在“人与神”、“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上 ,欧阳修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本 ,重构儒学“人本思想”。他的史学、文学以及荐拔人才等文论观都贯穿和渗透着儒学人本思想     

欧阳修与北宋馆职学士诗人群述论

北宋庆历、嘉佑时期,馆阁与学士院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文学才士。欧阳修作为由馆职到词臣的著名文臣和文坛盟主,继景德杨亿、钱惟演、晏殊等馆职学士之后,与苏舜钦、梅尧臣等共同完成诗风的新变。由贡举锁院产生的唱和诗集《礼部唱和集》,成为馆职词臣学士诗人群唱和的典范。     

论欧阳修、张方平对苏轼文学上的深远影响

苏轼作为有宋一代的文坛名家与大家,交游的文学师长前辈甚多,其中欧阳修与张方平是他最重要的两位导师。欧阳修的文学创作、君子之德、治国保家理念;张方平的诗歌酬唱、精神沟通的方式以及佛道的传承,从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思想理念、人格修养等方面对苏轼的教育和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欧阳修易学与诗学

《易童子问》体现了欧阳修的君子观念。他认为,圣人、君子困顿于时事是一种宿命。在注定的困境中,修养生息、坚定情志、待时而动、优游快乐正是欧阳修受易学启发形成的伦理观念。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充斥于政治现实中的朋党之争、君子小人之辨不可分开。欧阳修将文学批评的眼光投向了特殊的群体,推奖穷者之言是欧阳修发出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欧阳修将畜这一易学中的伦理概念引入到诗学中,比道胜文至更为现实地描述了君子之德与君子之文的关系。穷而后工则是对畜观念的延续和发展。     

论宋代儒宗欧阳修诗歌中的佛禅因缘

被冠为"宋代韩愈"的儒宗欧阳修,在对佛教的态度上跟韩愈一样力主排佛。但是在细读其诗歌文本时考见其是北宋士大夫"外儒内佛"的典型代表。他外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风范,内含远离尘俗修真养性的佛禅心境。文章从欧阳修的禅僧交游诗、寺院诗、禅理诗三个角度对欧阳修宽容乃至亲近佛教的情况展开论述:一是从禅僧交游诗中隐现仕与隐的矛盾态度,二是寺院诗中展现出诗人心路历程的轨迹,三是以禅境入诗境的禅理诗显现诗禅互融后的诗情禅意。通过细读分析欧阳修的诗歌文本,全面展现其"有心排佛境归属,无意参禅心结缘"的精神历程,有助于人们了解欧阳修反佛与崇佛之关系,认识欧阳修作为儒宗的佛禅因缘。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北宋忠节礼义的重建

宋初惩五代礼崩乐坏之弊,大力加强礼制建设,内容涉及对忠节观的崇尚、夷夏观的重塑和仁义道德的推崇等方面.其中,忠节礼义是北宋礼制建设的核心.作为宋代士大夫代表的欧阳修,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以春秋精神褒贬五代历史,著成<新五代史>,并主张以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来整治天下.在北宋社会里,逐渐形成了尚忠节、崇礼义之风.     

佛教发展对北朝文风的影响

与南朝对佛教的兴趣偏重于义理不同,北朝佛法之特征主要表现为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等礼佛实践。这种特征在思想领域体现为儒佛并重的文化倾向,也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体裁发展、语言丰富等不同方面对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其形成“辞义贞刚”和“重乎气质”的独特文风。     

程朱理学嬗变与宋代文论变迁

宋代文论始终贯穿着理学的精神因子,这不仅体现在宋代文论所具有的理学内蕴上,而且更体现在宋代理学嬗变对文论的衍射与推促上,从而形成二者间变迁轨迹的对应关系,这有助于理解宋代文论的理学化内质及其变迁.     

北宋几种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唐诗研究

北宋诗话中的唐诗研究呈现出梯度拓展与上升的轨迹,围绕对诗人诗作的论评形成了不少集中点,透视出宋人对不同唐诗传统认识与把握的变化;北宋文人序跋书信中的唐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诗历史发展的观照和论评,二是对唐诗人的不同推重、批评及对其各自创作特征的剖析;北宋诗选中的唐诗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上述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同构并进,共同推动了宋代唐诗学的成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