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义变化与句法变化

词义和句法过去是分开研究的,最近开始关注两者的关系.对者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词义的变化会影响词的句法组合,反过来,句法也会影响词义的变化,还有的是词义和句法组合同时发生变化.着重讨论“语境吸收”和古代汉语的使动句式(构式)对词义变化的影响,并以“谓”和“言”为例分析了词的语义要素变化和词的句法组合变化对词义派生的影响.     

古人词义句式关系分析一例

古人词义句式关系分析一例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认为动词词义能影响句式，如某些动词可构成兼语式，而另一些动词不能；某些动词可带双宾语，而另一些动词不能。这一现象《谷梁传》解说“春秋书法”已有所认识。它对《春秋·恒公元年》“郑伯以劈假许田”（假，借；许因，...     

《说文》段注“浑言”、“析言”所涉动词词义分类

“浑言”、“析言”是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经常使用的训诂术语，它们涉及到的动词共56条。这些动词，按其词义关系，可分为四类：1．同类行为，不同称述；2.同一行为，不同称述；3．同一称述，不同行为；4不同称述，泛专异指。本对这些动词的词义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剖析。     

宋襄公用人祭原因辨析

宋襄公用人祭原因辨析周兴《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襄）公使邾文公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这段文字与史实，为历来治经传者所乐道，本文拟从春秋大势及当时各国间的矛盾关系分析入手，谈点新的看法。先言春秋大势。春秋初期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先创...     

“为”的语法化考察

从词义、句法位置、重新分析三个方面对“为”的语法化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为”的语法化是“为动”双宾语句消失的主要原因。动词“为”在词义泛化的基础上,由于句法位置和组合功能的变化而最终失去其原来的动词意义和在句子的核心谓词地位,虚化成表引进服务对象的介词,从而导致其双宾语结构的消失,形成新的“介·宾·动”结构。     

古汉语“不”的一类特殊用法——兼与《经传释词》商榷

语词“不”产生久远 ,沿用至今 ,但其产生原因至今未见探讨。本文通过个例分析 ,认为这类“不”在原句中表意各不相同 ,其成因涉及到句法理解对词义形成的影响、心理思维及言语表达对词义形成的影响等方面。     

两周金文中的祈求义动词

两周金文中表示祈求义的动词计有“祈、乞、匄、赐、襄、妥（绥）、降、求、傅、追”十个。从出现频率看，除“祈、匄、赐”较多见外，其他各词出现频率都不高。从出现时间看，“匄”多见于西中和西晚，“祈”多见于西晚和春秋，两词有一定的先后承继关系；“绥”集中于西中，“赐”、“降”则多见于西晚。出现语境上表现出高度的共性，即基本均见于“对扬……做器……动词＋嘏词”形式中，祈求的内容以长寿为主。句法形式上，均以带单宾语（嘏辞）为主。从词义来源看，此类中的一些词（如“易、妥、降”）同时（且主要）为“赐予”义，但出现频率高的“祈、匄”二词则是专用于表示祈求义的，这也是二词出现频率高的主要原因。     

试论语言模因的局限 — —以“舌尖上的X”的发展演变为例

摘要：通过对以“舌尖上的X”为标题的新闻的整理归纳,分析“舌尖上的X”在传播中产生的语义和句法构成的演变,发现其在 模仿复制传播过程中的局限性,揭示语言模因传播中造成的词义固化、语义不明等问题,同时还注意到了指称名词成为模因之 后造成的以偏概全的标签化问题。     

汉语复合词语素义和词义关系新探——以“点”词族的形成轨迹及词义演变为例

以“点”词族的形成轨迹及词义演变为例,以顺向思维方式、语义分析纵横两个角度,深入语素内部,探讨语素A与B的结合理据及它们对词义C的贡献。研究发现：语素义的呈现是一个在组合关系中竞争选择的过程,其结合理据在于语素内部潜在义素的吸引和融合。语素义和词义的关系可表现为：语素整合特征揭示词义;语素强化特征凸显词义;语素显化特征暗示词义;语素凝结词义参与新词;语素隐喻特征表达词义五个方面。     

“假”“借”“丐”变调构词的三则考辨

本文对“假”“借”“丐”三字所反映的变调构词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历史考辨。其中：“假”字,原始词,义为从别人那里借东西,动词,上声;滋生词,义为让别人借东西,把东西借给别人,动词,去声。“借”字,原始词,义为从别人那里借东西,动词,短入(>入声);滋生词,义为让别人借东西,把东西借给别人,动词,长入(>去声)。“丐”字,原始词,义为向人乞求,动词,短入(>入声);滋生词,义为让乞求得到满足,施予,给予,动词,长入(>去声)。这三对词都属于使动构词,来自上古;后来口语中,“假”只保留了上声读法(今天去声的“假”跟滋生词的“假”词义不同,是不同的词);“借”只保留了去声读法,入声一读至晚宋元之际已消失：“丐”只保留了去声读法,入声一读至晚六朝中后期已读成了去声。 文中附带提及,“反训”一说是不可信的。一个词的词义可以反向引申,但这种反向引申在词义引申中发挥的作用不大;而词反向引中出来的新词,跟原来的词应属不同的词,同一词不可能兼有正反二义。“假”“借”“丐”的原始词和滋生词词义之间是非使动和使动的词义分别,不属反向引申。     

《春秋》学文献研究二题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的“得古文于坏壁之中”不涵盖“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根据二者得不出孔壁所出包括《左氏传》、刘歆认为《左氏传》出于孔壁的结论。《汉志》之《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免时难”,指的是避免“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对《左氏传》的毁坏,不指“避免当时之祸乱”等;《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口说”,指的是基于“（孔子）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之“异言”而产生的《春秋》经的解说本身,具体即《公羊》《谷梁》《邹》《夹》四家之《传》的“前身”,不指《春秋》经的解说的存在与传播的形式——以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存在与传授。     

日语用言反义词的非对应性研究

反义词属于语言系统中的一种词义类聚，不仅具有揭示对立关系的功能，且在语言上呈现对称性。运用反义词，可以突出事物矛盾，起对比烘托的作用；可以使语言更加鲜明，增加语言的表现力。日语虽然秉承了语言的共性，但由于独特性而导致其用言反义词在词性、用法、词义和肯否上的非对应性。这种特点集中在“味道”、“气温”、“感觉”和“颜色”等方面，并体现出“互补性、阶段性、对立性、文化性”等特性。分析这一语言现象，对活用用言的语法资源，完善词汇学习的认知策略，强化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提高日语词汇教学水平有着积极意义。     

二十世纪汉语词义研究滞后于句法研究的启示

二十世纪的汉语研究特别重视以句法为核心的语法研究,而以词义为基础的语义研究则相对滞后。这种现象启示我们：语义研究的困难正是其巨大价值的体现;语义是语言的核心要素;语言研究要重视跨层面的结合研究,尤其要重视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浑言不别,析言则异”词用例

《说文》七下疒部:“疾,病也。”“病,疾加也。”段玉裁“疾”字下注:“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文献语言中象“疾”、“病”这一类“浑言(统言,下同)不别,析言则异”的词义现象,是不是客观事实?它们在语句中出现时如何取义?黄季刚先生指出,“其正之训诂学”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对这种“浑言不别,析言则异”的同义词,我们就应归纳它们在语句中的用例,观察它们的词义在运用中的不同情况,从而引出切合事实的结论。“浑言不别,析言则异”的词,在语句中出现有两种情况:单用一词,并用数词(一般为二词)。在语句中取义也有两种情况:     

民生不是“活法”是“活路”

“云霄”（福建省云霄县）造“假”贩“假”的乌云还未散尽．中原某地又刮“假”风。仅被新闻媒体披露的假“酒”、假“药”、假“油”、假“米”、假“棉”、假“水泥”（几乎无所不及）等特大案件就有多起，令人触目惊心。然而。有人竞还在背后为其辩之：这是“脱贫”、“赶超”的需要：沿海发展了，西部也有望发展，中原走点“捷径”何妨之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现代汉语介词“论”的形成历史及其语法分析

现代汉语介词“论”来源于先秦动词“论”.动词“论”在先秦时期用在连动结构中,两汉时期“论”所在的连动结构主次动词分化明显,唐代“论”由动词引申出介词用法,宋代以后“论”的介词用法进一步扩展.连动结构是引发动词“论”语法化的句法环境,连动结构的句法环境加之连动结构中连词使用频率的递减趋势为动词“论”的语法化提供了条件.“论”由表示“议论、评论”的实词义到表示“以某种单位为准”的语法义的语法化过程中间经历了“衡量、评定”义的语义演变阶段.频率中“临界频率”的增加也是推动“论”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论”的句法功能变化的机制是重新分析,而“论”发生语义演变致使语法意义产生的机制是语用推理.     

司马迁《春秋》文、指之论发微

司马迁《春秋》文、指之论发微李贤臣《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一句深中《春秋》书法原则和特征的论断，而历代注释家均谬解其意，这就是：《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刘宋裴《集解》云：＂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当言＂减＂，而云＂成数＂，字误也。＇谓：太史公此...     

施受同辞辨

施受同辞一般认为属于“反训”的一种,被分为两类：句法的施受同辞和词义的施受同辞。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中首次提出“施受同辞”的概念,并举例进行了说明。但杨树达所说的施受同辞很庞杂,需要进行考证和分析。本文通过对杨树达所举例证的具体分析提出,施受同辞和动词的意义特征以及句法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类别动词的句法特征。     

孔母“颜征在”考辨

孔母“额征在”，史称大贤德，并谓出身曲阜望族。究其竞：贤德是真，望族则假─—突出贫贱的最低阶层者也。本文先从先秦紧要制度“姓氏制”入手，考辨了“颜征在”一名虚豁失真，仅只是一位颜氏大家族名下的下女；继而以春秋贵族婚制“媵婚制”考论了她在家庭内地位之卑贱；然后又佐以她的亲密女伴─—贱妪及孔子本人“吾少也贱”的有力材料，确证孔母突出败民阶层，从而论证孔子亦属践民出身。此与历古迄今一致认定“孔母孔子出身贵族论”大相径庭。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