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族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之现代法学启示

古代蒙古族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颁布了许多法规法令，从猎捕野生动物的品种、时间、地点等方面对野生动物予以保护，使野生动物资源能永续为人所用。这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对当今我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促进人与动物和谐发展仍有的借鉴价值。平等地保护每一种野生动物、扩大自然保护区建设保护野生动物休养生息的栖息地、加强宣传教育摈弃饮食陋习、开发野生动物替代产品、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等措施，既是古代蒙古族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启示，也是当今野生动物保护的有效措施。     

武功山国家森林公园夏季鸟类资源调查

为了科学规划江西武功山国家森林公园,于2001年7月中旬～8月上旬,对该公园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夏季鸟类资源考察.武功山国家森林公园现已记录112种夏季鸟类,隶属13目35科. 其动物地理区划属东洋界华中区东部丘陵平原亚区,整个鸟类区系表现为以东洋界华中区与华南区共有物种及东洋界华中区物种为主、南北成分混杂的特征.公园内现已记录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5种, 其中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和黄腹角雉Tragopan caboti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首次公开报道在该公园有:鸢Milvus lineatus、凤头鹃隼Aviceda leuphotes、松雀鹰Accipiter virgatus、赤腹鹰A. soloensis、游隼Falco peregrinus、红隼F. tinnunculus、白鹇Lophura nycthemera、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草号鸟Tyto capensis、红角号鸟Otus scops、领角号鸟O. bakkamoena、领鸺留鸟Glaucidium brodiei和斑头鸺留鸟G. cuculoides共13种鸟类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公园内野生动物及其生境受人类干扰破坏大,就此提出了保护对策.     

江西庐山自然保护区爬行动物多样性调查与分析

为促进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05年8月中旬、2006年5月下旬~6月上旬、2006年7月下旬,前后3次对江西庐山自然保护区爬行动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表明:江西庐山自然保护区现已记录的爬行动物有42种,隶属3目9科,占江西省已记录80种爬行动物的52.50%,比庐山爬行动物原记录新增10种,其中32种属东洋界种类,10种属广布种、无古北界种类,42种爬行动物均属“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最后同江西省其它6个自然保护区的爬行动物进行了物种相似性系数比较和聚类分析,并提出了5条保护建议.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应该扩大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范围;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纳入其中;增设“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点食、购买、出售野生动物菜肴罪“,以期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区系研究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有鸟类158种.繁殖鸟类137种,其中古北界种类56种,东洋界种类63种.保护区内有我国特产鸟类20种,属于国家保护鸟类22 种.该研究论述了保护区各垂直带繁殖鸟类的区系组成、优势种、常见种以及资源鸟类的类型.     

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属于刑法的规制范围吗?——兼评《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对《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两个侵犯野生动物犯罪之犯罪对象"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阐释,应当遵循刑法解释的基本规则,坚持严格解释的立场。从文理解释看,只有具备野生性特征的动物才是野生动物;从文本用语看,相关规范均明确区分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从目的解释看,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的保护目的不同;从比较解释看,国外普遍对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分别立法。因此,立足于法教义学,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不属于刑法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四川省野生动物现状、保护与主要问题

四川(原含重庆市)地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地势高差悬殊,地貌类型复杂,是一个多地理要素的交汇处.物种多样性丰富,有脊椎动物1 286种,占全国总数的39.05%.区系复杂,为全国之冠,古北界成员主要是北方型占25.34%,其次为高地型占5.10%,并渗透有东北型占5.19%和中亚型占2.31%,东洋界成分占60%以上,其中以热带亚热带型和喜马拉雅横断山脉型最多,分别为23.56%和23.17%,其次为南中国型占13.37%.此外尚有季风型占2%.大熊猫、金丝猴等孑遗特有动物有318种,占全国的37%.国家Ⅰ级保护的珍稀动物有27种,占全国同级的26.47%;国家Ⅱ级保护的珍稀动物有113种,占全国同级的26.47%.自然保护区截至2000年,共有52个,面积达29 061 km2.现存主要问题是森林过度采伐,致使动物的栖息地受到破坏和缩小,加之过度的利用、滥猎和盗杀野生动物,以及环境污染等,导致众多物种处于濒危状态.     

绍兴市的野生动物及保护思路

绍兴市地形、植被多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但人们对维护生态平衡缺乏认识，盲目毁林，破坏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工农业三废处理不慎，动物生境遭到污染；又存在乱捕滥猎现象，野生动物资源破坏严重。我市虽对野生动物保护做了大量工作，可是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还是迅速下降。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提出健全保护机构，加强管理，深入宣传，制订规划，建立保护区等思路，以维护我市生态平衡，保护好野生动物，促进其发展和合理利用。     

试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检察监督

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与掠夺在触犯法律的同时也危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制裁过程的监督,主要包括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人的监督、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执法活动的监督以及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形势,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公益诉讼及行政检察职能,积极开展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监督工作,面对检察监督中所存在的检察监督能力不足、监督手段刚性不够以及对行刑衔接监督力度有限等现实问题,可以通过积极履行检察监督职能、不断提升检察监督能力水平、提高检察监督刚性和强化行刑衔接工作监督力度等措施加以解决.     

扬长避短寻求突破——湖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调查与思考

(一)湖区水域辽阔，水系复杂，水生物种极为丰富。以地处洞庭湖区的湖南省湘阴县为例，全县水域总面积98.6万亩，其中可养殖面积35.5万亩。境内共有鱼类108种，水生植物数十种，洲土林木十余种，珍贵野生动物近4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中华鲟、中华秋沙鸭、黑獾、白獾、丹顶鹤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大天鹅、小天鹅、江豚等。近几年来，湖区各地着力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域资源及水生物种资源，依靠湖区资源发展经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从目前情况看，仍存在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物种数量减少。据调查，洞庭湖的鱼类已由160多种减少到108…     

陆生野生动物交易中的行政管制完善路径

行政管制作为政府公权力的介入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以保护人民安全健康、保护环境和防止事故为目的,对存在公共风险的行为进行制约.我国野生动物立法虽确立了动物规范利用原则,但当前政府实行的行政管制措施加大了野生动物利用难度,"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再次成为争论焦点.交易作为利用的前置环节,在交易环节采取的合理行政管制措施将有效地规范野生动物利用与公共卫生安全.通过分析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现状,发现我国的行政管制存在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狭窄且封闭、部分行政管制措施不合理、行政管制措施缺乏卫生与安全意识等问题,结合国内外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实践提出扩大陆生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丰富管制方式、加强陆生野生动物交易风险与卫生管制措施等完善路径,以期完善我国陆生野生动物交易行政管制.     

论动物特殊价值的法律保护

动物有特殊的精神价值、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从精神价值看,保护动物即保护人的精神利益,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特定的物是有限的,故对动物遭受侵害时所有人的精神赔偿应不囿于法条的局限。从生态价值看,野生动物保护对于保持生态平衡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关系重大,而我国《物权法》没有将对野生动物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法定化,故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野生动物资源使用权的具体范畴。从伦理价值看,良好的伦理基础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而我国从关爱动物角度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立法尚处于空白状态,故我国在修订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在考虑社会伦理因素的基础上增设关照动物或反虐待动物的条款。以人类本位主义为基础,完善我国立法、合理保护动物的特殊价值对于重新界定动物的法律地位和推进社会进步或有裨益。     

我国重点野生保护动物肇事涉及的有关法律及经济补偿问题

近20年来,由于法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不断增强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推进,我国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得到很大改善,一些重点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恢复,导致原有的栖息地容量不足甚至饱和,伤人损物事件时有发生,造成野生动物肇事事件。有效地保护重点野生动物,维护受害群众的权益,成为各级政府以及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各界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我国野生动物肇事涉及的有关法律及经济补偿问题,以及一些省（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中有关的法规依据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中的相关问题,提出需要修改相关的法规和完善补偿制度等。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论野生动物资源的物权法调整

偏重于公法调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难以适应野生动物保护的新形势,但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是否应引入私法调整之机制,法学界素有争议。借鉴德国、俄罗斯二国皆运用民法强化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做法,本文从公益与私益关系之协调、经济运行规律、权利自治等方面论述了我国野生动物物权法调整的必要性,从野生动物资源的特定性与直接支配性方面论述了我国野生动物物权法调整的可行性,建议未来民法典总则关于野生动物应作出一般性的规定,以增强相关权利人的生态保护义务。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存在不少问题 ,包括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不明确 ,野生动物保护等级制存在弊端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破坏严重 ,伤害、虐待野生动物行为凸现出法律漏洞 ,消费野生动物行为没有法律规范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操作性不强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漏洞很大 ,承担保护野生动物主要职责的森林公安队伍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等。针对以上问题 ,必须明确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 ,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立法保护“动物福利”,立法禁止消费野生动物 ,完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 ,加强对野生动物商业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 ,明确森林公安机关的独立执法地位。     

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多维解释与法理完善——基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保护视角

2022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明确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处理规则。适用该规则,要厘清野生动物犯罪保护的法益,认识到野生动物与人类生存利益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章对《解释》遗留的诸如条款解释不够明确,不能对新发现物种给予及时的保护,对未确立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中平台责任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对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定罪量刑应当确立综合评判标准;结合考量行为实质危害性,维护合法人工繁育动物交易市场的同时,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平衡。     

"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国际研讨会"召开

动物保护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越来越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国在依法保护野生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宠物动物方面作出了艰巨的努力,在动物防疫、动物卫生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动物保护工作,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的和谐,维护     

野生动物致害的国家补偿及其法制完善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的法律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既不利于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也不利于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因此,必须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促进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以及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     

元朝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及其对旅游资源保护的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统治者比较懂得爱惜野生动物。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他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条例和法规,详细规定了狩猎和禁猎的时间、地点及捕猎野生动物的种类,并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使元朝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走上了法制轨道,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一切对于今天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