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梁漱溟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乡村建设运动”

最近,文化学术界开始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我曾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拥护者,同时也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参加者;揭露、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和行为,对於像我这样受过梁漱溟毒害的人,具有深刻的严重的教育意义。我曾於一九三四年考入梁漱溟主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毕业后,又在“研究院”指导下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工作,后事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下简称“乡建运动”)。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离开山东。这时期,梁漱溟打着“组织乡村、推动社会”的旗帜,曾风行一时地诱惑过一些人。我出身於剥削阶     

民国乡村幼稚教育试验的历史发展及启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著名幼儿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孙铭勋及戴自俺等人先后发起、参与了乡村幼稚教育试验运动.他们以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以建设经济的、适合国情的、适合乡村生活的幼稚园为目标,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建立了一批乡村幼稚园实验区,不仅为中国近代学前教育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也为当前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及其在重庆的影响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者更是理论家,他提出的通过改造乡村、复兴文化进而改造社会政治体制的乡村建设理念得到乡建派各家一致推许,影响到全国各地,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最早的乡村建设实验发端于梁漱溟的学生,之后在重庆创办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及实验区也主要由梁的学生仿照他在山东的做法进行,并聘请梁漱溟作顾问。此外,卢作孚嘉陵江三峡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皆与梁漱溟不无关联。     

中国社会学社成员对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分歧

出于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复兴中国的责任感,中国社会学社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中。他们对乡村建设的主要意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以李景汉等社会调查家为代表,主张对农村社会状况做系统的调查,为复兴乡村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准备;一类是以许仕廉、杨开道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他们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符合中国社会利益的全面民族自救运动;还有一类是提出"都市救农村"理论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他们认为以都市救济农村,以工业救济农业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方法。     

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论略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教育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傅葆琛依托其深厚的乡村教育理论和脚踏实地的亲身实践,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乡村教育的原因、方法与使命着手阐发和构筑了其乡村教育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对我国现今农村教育的发展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村教育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助推器

基于目前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教师外流严重,教学质量低下,城乡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等实际,本文提出,顺应城市化潮流和民众意愿,实施农村中学由乡向城的转移,仿效山东平原县的经验,实现农村中学的县城化、非农化。为此,必须通过调研论证,制订规划,建设一县(区)教育园区;将各项教育经费集中起来使用,把县城所在地建成一县教育的主阵地。以农村教育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     

如何提高乡村教育的质量

<正>乡村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未来发展。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显示，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存在较大的差距。发展乡村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乡村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城市和农村一体化建设；其次，乡村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体现，对构建学习型和创新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乡村教育的发展有利于解决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水平，发展农村经济，对加快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20世纪20-30年代,以梁漱溟为主的乡村建设派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运动的过程中,以恢复中国传统道德为主要内容,以道德建设为重点进行乡村建设,对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了双重影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启迪.     

论平教会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中国乡村严重的危机,首先由民间力量发起了一场以救济乡村为直接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下,这一建设过程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平教会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将平教会放到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中进行考察,可以探析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和南京民国政府等方面起到了桥梁、示范、推动和辅助的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平教会是无法实现其参与乡村建设最终目的的。     

新时代高职院校"工匠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新时代高职院校"工匠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新时代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中的"工匠型"教师队伍建设面临机遇和挑战.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工匠型"教师的评价模型,开展问卷调查,并对调研情况进行研究确定"工匠型"教师的评价目标,建立由4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构成的高职院校"工匠型"教师培养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得出了二级指标的权重排序,确定了国家财政投入、学校投入、培训项目质量、企业投入、校企合作规模和国内培训基地等指标是"工匠型"教师培养的6个主要影响因素,明确高职院校建设"工匠型"教师队伍的推进路径.     

新时代高职院校"工匠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新时代高职院校"工匠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新时代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时代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中的"工匠型"教师队伍建设面临机遇和挑战.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工匠型"教师的评价模型,开展问卷调查,并对调研情况进行研究确定"工匠型"教师的评价目标,建立由4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构成的高职院校"工匠型"教师培养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得出了二级指标的权重排序,确定了国家财政投入、学校投入、培训项目质量、企业投入、校企合作规模和国内培训基地等指标是"工匠型"教师培养的6个主要影响因素,明确高职院校建设"工匠型"教师队伍的推进路径.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

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两个派别。晏、梁的乡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是基于平民教育的原则进行四大教育、四大建设,进行乡村系统改造;梁漱溟则是从"文化复兴中国"的角度着重于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     

民国乡村建设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

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和实践,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热潮中,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各派,通过投身于乡村运动,主要从乡村社会重构、知识下乡、乡村工业化等方面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具体实践,其理论思路和实践经验教训至今仍可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可贵财富。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建设思路及其启示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了挽救乡村危机,提出了不同的乡村建设思路,并付诸实践.中华职业教育社认为适合中国实际的乡村建设思路起码应具备两点:以政权的力量推动农村经济复兴;农村建设的机构、事业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遵循精简、效率的原则.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借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建设思路,坚持政府主导,量力而行,走科学发展之路.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及当代价值

面对现代化浪潮,梁漱溟先生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深刻反思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与不足。进而,梁先生提出以民族精神和礼俗乡约架构新乡村、以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撑乡村文化建设和以知识分子为主导激发农民的主体自觉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就其思想体系而言,不仅展现出其以“文化复兴中国”的基本志向,同时也展现出个人的理性觉醒和团体的伦理情谊相统一的基本特质。最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丰富内涵对于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以系统思维统揽乡村振兴、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发挥新乡贤的引导作用等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新农村建设"视野中农民教育的创新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教育存在着农村学生"升学无望、就业无路、致富无术"和中小学辍学率居高不下、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解决农村教育对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富裕,全面建设农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要根据"新农村建设"农村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采取多种途径,全面创新农村教育.     

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对建设山东文化大省、经济强省干系重大。对促进山东农村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与产业化,农村信息产业发展与网络平台建设,农村文化市场的培育与其市场运行机制的建立,农村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等,是目前山东省农村文化产业应当优先发展的几个重要课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机制,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资机制和政策,农村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等,是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保障。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浅谈市、县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的根本任务

改革十年,我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术理论研究非常活跃,各级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特别是市、县一级的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社科联、学会、协会、研究会)纷纷建立。它们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排除了“左”右干扰,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为促进市、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要看到,与党和人民对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的希望和要求相比,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究其根本     

韧性乡村：当代流变与国家建构——兼论城镇化中的民生安全

韧性乡村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乡村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基本面,韧性乡村以韧性农业为经济基础,以韧性农村或村庄社区为重要载体,以韧性农民为核心要素。没有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乡村就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交易风险和城镇化发展压力。中国乡村不乏韧性,传统乡村的风俗、人情等地方性资源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系列乡村建设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韧性。然而,城镇化发展在拓展乡村发展空间、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却增加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不确定性。尽管乡村的“公共性”和“包容性”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乡村韧性,使其“弱而不衰,脆而不碎”,但它们的作用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明显式微。为了破解乡村发展体制僵化,阻断乡村资源被超额提取,也为了消弭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国家相继推行“放权—少取—多予—赋能”等政策举措建构韧性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将建设韧性乡村作为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