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利改革的家庭化趋势及其启示

家庭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多元混合福利体制下的重要主体。面对家庭结构变迁和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美国政府将婚姻家庭问题提上政策议程,积极推动家庭化的社会福利改革,在国家干预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上,从替代或补救走向支持与强化家庭功能。这一变革在完善立法、财政拨款和组织支持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禁欲教育、预防青少年怀孕、婚姻促进与负责父亲等项目,来促进婚姻健康、维护家庭健全,以使家庭成为福利的重要来源。它调整了政府与家庭之间的福利责任,主张积极福利,强调家庭功能与责任。面对当前中国家庭的脆弱化、碎片化和个体化趋势,这一家庭化的福利改革趋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府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影响效应分析

政府合意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永久地影响贸易格局,使国家福利水平优于自由贸易时的福利水平,从战略角度对某个行业实行适度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汽车产业作为中国重要的产业门类,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是需要政府进行扶持的战略性产业。从实证角度研究政府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对于培育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未来政策实践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美国贸易逆差调整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引起了广泛关注。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由于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处于重要地位,一旦美国开始紧缩贸易逆差,将会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巨大冲击。从地区来看,虽然美国进口商品中来自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但这是由于中国取代了东亚其他国家而成为美国重要的进口地。从产品结构来看,由于美中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二以上集中于消费品领域,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环境将更为艰难。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的限制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中国对服务业的开放将给美国带来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能够部分抵消商品贸易上的巨额逆差。由于中国各地方省市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同,美国进行贸易调整时对各地的影响会存在差异。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越大,受到的相对影响必然越大。在出口方面,天津、福建、上海和广东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最强;在进口方面,上海、山东、天津、福建和北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最强。     

社会安全网: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福利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福利需求差异很大,而且不同阶层的福利满足程度也不同.在此背景下,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不但是社会秩序的基本保障,还是有序社会流动的制度基础,同时决定着中国社会未来的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福利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消除社会不平等,而非自然不平等;社会福利的覆盖对象不是简单的类群集合体,而要充分考虑其社会分层特征,形成网状福利结构;社会福利的制度设计要具有弹性,不能成为阶层间社会流动的障碍;社会福利的制度设计还要根据社会分层的地位获得情况,充分考虑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协调统一.     

应当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评《WTO体制下贸易救济实施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惊人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既得益于比较优势的发挥,也得益于WTO主导的贸易规则为全球贸易发展创造的自由化环境。然而,WTO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并不等于自由贸易,一国制定贸易政策时是以本国的福利而不是以全世界的福利为基点的,其贸易政策的选择必然会受到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等因素的制约。     

贸易开放、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商品贸易出口规模逐年扩大.2013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22094亿美元,是1978年的225.4倍,年均增长为16.7％;同时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升级,2013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9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也逐步上升.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制造业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因此,中国制造业出口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与FDI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回归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对东部、中部地区的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有正向作用,而FDI只对东部地区的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贸易摩擦的成因、效应和应对策略

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然而在现实中，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近年来，新的贸易摩擦形式不断涌现，虽然其类型和成因多种多样，但其本质都是贸易保护主义。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贸易摩擦的主要文献，我们发现：对贸易摩擦的分析应充分考虑贸易摩擦形式的多样化，未来需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综合考察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分析贸易政策的内生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关于企业异质性的分析需要持续推进；使用异质性企业与贸易政策模型解释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订和微观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国内在该领域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还需进一步丰富；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如何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应对贸易摩擦，从而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异质性消费者、收入不平等与贸易利益

依据现实数据,收入不平等与贸易利益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在异质性企业框架基础上引入消费者异质性,以探讨在人均收入水平给定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对贸易利益的影响。模型中,消费者异质性通过收入与价格弹性的负相关关系,影响加权平均替代弹性,进而通过市场竞争强度这一渠道,最终影响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效应。在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运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考虑消费者异质性的贸易利益估算结果与同质性消费者模型相比存在显著差异。（2）在出口固定成本较高的情况下,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削弱可变贸易成本降低带来的福利效应。（3）人均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产生对冲作用。本研究可为我国在当前阶段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福利效应,进而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中国加入WTO后遭受反倾销增多为例

长期以来,传统贸易理论推崇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其推进了各国福利的提高.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国家却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关于贸易保护政策相关的理论很多,在此对贸易保护理论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中国加入WTO后遭受反倾销为例,提出中国应对的策略.     

新时期以来中越贸易的特征、障碍及改善途径

自2000年以来,中越双边贸易进入快速增长的新时期,在两国各自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商品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越方逆差持续存在且不断扩大、贸易结构过于集中、受政策的影响波动较大及政治纷争等问题仍阻碍着中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对此,可通过如下途径来改善：双方正确认识逆差问题;越南积极引导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加强双边产业合作;保持贸易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妥善解决争端,以经济补偿换取政治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