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中西知识论概观

将儒家的知识论解读为一种道德知识论,并且鉴于儒家哲学的主流地位,进而将传统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界定为一种道德的知识论,尤其是"‘力行’的知识论",应当说是可以成立的。与此不同,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导向是求"真",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真知识。中西知识论之所以有"知道如何"与"知道如是"的形态上的区别,以及目的论取向上的差别,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从根本上说,文化中的这几个要素——语言文字、数学与逻辑、哲学与思维方式,尤其影响着中国古代知识论的形成。进入现代,不论是张东荪还是金岳霖,他们的知识论的出发点与所借助的思想资源都是属于西方的,尽管不排除其中也暗含着一些中国哲学的东西。他们的思考以及所产生的论著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论的一种趋向,这就是对西方知识论的吸收、对话和融合。     

中国社会学研究“规范化”与“本土化”之知识论探析

"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多年来备受中国学界关注,2018年谢宇与翟学伟关于"本土化"的讨论所秉持的却都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原则和绝对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既非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亦非片面追求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学者们加强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积累,深化对西方概念体系及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的理解,并进一步对理论和方法背后的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进行反思。只有将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与经验相融通,我们才能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知识论研究的问题与实质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后现代知识观与社会批判方法的知识学意义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论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知识论:朝向一种新的整体

在西方话语中占优势地位的自然主义知识论的主题乃是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理解主体的外部世界(或客观实在)。中国传统知识论可以被称作关系知识论,因为它们关涉的主题是关系。这不但适用于否定实体观念的整体主义知识论,而且还适用于许多倡导在理解主体与理解客体间作出严格区分的现代理论。在这一方面,对中西传统知识理论作一比较分析也许不失为一种解决关于人类理解的性质与对实在的认知的某些基本问题的有益方法。     

德性知识论视域下的"知行合一"——兼论对"良知"的新诠

当代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内含对认知主体之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的强调,其讨论焦点已逐渐从向外求真转移到认知的实践向度上来,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知行"哲学的实践智慧相契合。如果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置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下考察,"知行合一"的知识论涵义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则尚待进一步厘清。理解阳明所言"良知"作为道德的知识与非道德意义上的知识之异同,可以德性知识论为参照,因为阳明"知行合一"说不仅与道德活动相关,也对一般意义上的认知活动的过程性和连续性有深刻揭示。而对"知行合一"作知识结构分析,能使"良知"知识论面向的特点被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可能知道”，抑或“知道可能”？——捍卫一种运气相关的知识论

一种运气相关的知识论是值得捍卫的,亦即,任何知识都具有运气相关性,但又并非仅靠运气。这种知识论要旨如下：一方面,“知道”一词的从言用法要求我们将知识模态化,从言的知识不是必然的,也不一定是现实的,它只是可能的,这符合我们关于知识的反运气直觉和模态直觉;另一方面,“知道”一词的从物用法要求我们将知识超内涵化,从物的知识主张从而成为一种法因式本质主义主张,而非关于可能事物或必然事物的模态主张。总之,在从言层面,所有的“知道”都只能是“可能知道”;而在从物层面,所有的“知道可能（或必然）”不是模态（内涵）地,而是后模态（超内涵）地知道。     

从传统知识论到生存实践论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杜威的演化论式的知识论图景——一种理性的重构和辩护

杜威哲学(尤其是其论文《对野蛮人心灵的解释》)启发了一种对演化论式知识论的重构和辩护。从总体上说,这种知识论理论依然是"可靠主义"的一个变种,因为它依然试图通过认知机制自身的可靠性来为由这些机制所产生的信念提供认识担保。但它至少在两个关键方面和传统可靠主义分道扬镳:第一,通过对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继承,这种新可靠主义不再把"真信念比例"视为界定认知机制可靠性的基本话语框架,而主张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用"有用性"来替换"真";第二,通过对于演化论思想的更直接的依赖,这种新可靠主义排除了用其他非科学方式来解释人类认知机制之可靠性的可能,并通过这种排除更加紧密地将知识论研究和科学研究联系到了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被"杜威化"的人类信念辩护方案,才是一种真正彻底的自然主义方案。与之相比较,传统的可靠主义理论却完全有可能和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甚至神学的)立场相互结合(如在普兰丁格的知识论那里)。     

德性知识论

德性知识论 (virtueepistemology)是当代西方知识论中产生的一个新研究方向。它是在已有的内在主义义务论与外在主义的可信赖论的基础上 ,运用伦理学的基本概念 ,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德性”概念 ,来解释规范性认识的产物。知识由此被定义为“产生于认知德性的真信念。”文中讨论了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索萨的“德性视角主义” ,包括它的作为能力与倾向的“理智德性”、作为思想品格与知识性质的“理智德性”、以及“德性的视角”等基本概念框架 ,并论述了德性知识论的最新发展状况     

拷问“真实性”——文学理论的学科反思之一

一种文学观念或文学理论范畴无不基于某种特定的知识论模式。从古希腊哲人对世界“本原”或“真实世界”的追问到近代理性至上论者对知识产生过程的自觉考察 ,都是以主客体二分以及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这样一种知识论设定为基础的。与此相应 ,在文学观念方面 ,从摹仿论的真实性到现实主义真实性 ,都是这种知识论设定的产物。实际上所谓真实性不过是文学叙事在经验层面上给接受者造成的一种效果而已。     

对知识论研究的几个提问

本文对知识论研究提出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知识论研究的哲学之维如何确定。知识是科学问题,知识论是与科学关联的哲学问题,两者的界限涉及哲学如何保持独立性和不被科学化。知识论是近代主体性扩展的哲学一支,是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知识合理性作哲学论证的,但知识论本身无力克服唯科学主义和唯技术主义,所以有人本的非理性思潮的兴起,因此又出现如何看待知识论与人本哲学思潮的关系问题。其他值得关注的,还有与西方哲学史整体联系的“爱智”与知识论的关系问题、知识论研究中怀疑的作用及其意义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诸问题。     

重新认识知识论的性质

知识论近代十分兴盛,但20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中逐渐被边缘化。知识论从兴到衰与已有知识论本身的局限有直接关系,需要根据当代人类认识和知识的新情况重新认识知识论。知识论研究人类知识的本性及其在不同形式知识中的体现,研究知识的可能条件,并为真正的知识(真理)提供标准。它研究知识的本性和本质及其限度、知识的形式和结构、知识的源泉及其生成机制和条件、知识的确实性及其确证和检验、知识的意义等问题。知识论是哲学体系的两大支柱或主干之一,它给人类提供真理信念,规范和指导人类认识活动。与认知科学(包括认知心理学)不同,知识论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它着眼于人类更好生存,系统研究和回答人类知识问题,与本体论和价值论一起构成完整的哲学体系。     

马克思学说对近代西方知识论的实践转向

论述马克思并不排斥科学知识,但反对抽象的知识概念。其哲学延续了康德以后对哲学科学性的辩护,对于他而言,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他开启了近代西方知识论的当代转向。     

经济人的“知识骚乱”——经济人假设知识论转向史考察

历史地看,现代经济学策动过两场理性主义运动:一是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苏格兰启蒙哲学传统;二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法国启蒙哲学传统。这说明,现代经济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曾经分别隶属于两种不相容的理性哲学传统,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曾经经历了一次"知识论转向":从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转向了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对于这次"知识论转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理论后果,哈耶克形象而准确地称其为"一场知识骚乱"。揭示经济人的这个"知识转向史",特别是这场"知识骚乱"的性质,是深入解释现代经济学发展演变逻辑的关键一环。     

本质主义知识论视野中的课程、教材及教法

本质主义知识论发端于西方古代哲学家们的"本体论"追求.本质主义知识论在促进人们追求与探索真理、拥有知识、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也对学校教育的课程、教材及教法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在本质主义知识论的视野中,课程等同于知识的"确定性",教材只呈现知识的"简约性",教法遵循知识的"权威性".本质主义知识论是致使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难以深入推进的内在根源之一.     

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

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知识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要求超越知识论,走向存在论,回归生活世界。原因在于知识论哲学的基础主客二分模式难以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在近代陷入了自我中心的困境,回到人依寓于世界的生活实践的基础就摆脱了这一难题;知识论哲学以科学为榜样,但科学日益暴露出局限性,因而要求回到科学世界的基础——生活世界,超越科学主义;知识论哲学认为知识高于生活;为了求知而遗忘了人和人的生存,现代哲学认为生活高于知识,知识必须以生活作为根基。通过回归到生活世界,在知识论哲学中感性与理性处于分裂状态的人实现了统一,成为完整的人;在知识论哲学中人与世界的对立也在生活实践中取消了,人与世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人类中心论的“整体主义”误区

人类中心论脱离二元论模式来把握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定内涵,将其曲解为"人类整体主义"。"人类整体主义"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观念,从国际环境正义的角度看,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极其不利。我们应透过西方生态伦理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论述,透视西方学术话语幕后深藏着的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玄机。     

"知识"的可能与不可能--知识论的悖论情结与宿命

人类的存在须臾离不开科学意义上的知识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福祉,也可能是暴力或控制.这种窘境缘于人类对知识论问题悖论本性的忽视,以及对知识作用的单纯张扬和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无限膨胀.知识论的问题就是对知识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合理性的追问.历史上这种追问所昭示的是知识论问题的悖论本性,即依据知识的同一性原则,我们只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能知道所不知道的,既然如此,知道本身也就失去意义了;并且,我们何以知道什么是能知道的,什么是不能知道的?如此,知识论就陷入了不能自我解释的悖论循环.面对知识论问题的悖论本性,现实性、历史性、超越性的原则与视角,或许能为探究知识论的迷宫提供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