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松阴政治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早在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里就已经读过吉田松阴的著作 ,流亡日本后更因崇拜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而改名为吉田晋 ,称吉田松阴为“新日本之创造者”。他专门收集吉田松阴的著述 ,并抄录、出版了《松阴文钞》。从中不难看出吉田松阴对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 ,梁启超和吉田松阴在变法维新和救国图存等政治抱负上是相知、相通的。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1903:梁启超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构想

1903年前后,梁启超30岁左右,思想相对成熟,创作欲也极其旺盛,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著,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政治个性,成为清末中国政界和文坛的一颗璀璨的新星。全面论述这一时期梁启超自立的过程及其文化结构是很困难的,这里仅就梁兴趣较浓的国家学说和经济体制进行简要的历史评说。 一、国家学说 梁启超一向视国家学说为政治学的核心和政治文化的支柱。他的政治文化建树虽说是以欧美的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思想指导,但研究最具体而深入的是国家学说。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反映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他在《立宪法议》一文中指出:“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各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①从这种历史演进的必胜的认识出发,梁启超刻苦研究并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国家制度,1903年前后发表的有关的论文不下20篇。在梁启超的笔下,立宪政治反映了人类争自由、求发展的本质,是天赋人权论的具体体现。为构筑自由为体,智慧为用的政治文化,他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     

近20年来梁启超《新民说》研究综述

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启蒙宣传家和学者。其《新民说》从1902年到1906年首先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后来将20篇论文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说》。从1937年到1979年尚无专门研究《新民说》的论文和著作,对其新民思想的评述也只是零星地散见于著述、传记之中。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梁启超研究的深入,对其评价越来越客观公正,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对《新民说》的研究。据统计,有关《新民说》的论文有50余篇,此外,在宋仁的《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刘邦富的《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以及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     

梁启超注《桃花扇》得失谈

梁启超是晚清改良主义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极为广阔,著作极为丰富。注《桃花扁》只是他一生学术活动中的芥豆小事。然而,就是这件事也能看出他的学术活动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气息和真切的现实感。梁启超一生经历极为复杂,但正如他自己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     

梁启超与《太阳》杂志

《太阳》杂志是当时日本言论界的代表性综合杂志。编者岸上质轩(Kishigami Shikken)曾采访梁启超,并在《太阳》杂志上刊登了采访内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也在《太阳》杂志上获得岸上质轩的几次介绍。梁启超和他创办的刊物为《太阳》杂志提供了中国改革志士的形象和他们所处的历史情境,《太阳》杂志也被梁启超及其同伴的报刊积极有效地加以利用。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时,已很关注世界各国近事以及国内各地新闻,使读者知晓政治动态和新的学问。参与《知新报》编撰的何树龄也很关心《太阳》杂志,根据何树龄寄给岸上质轩的书简可知,何树龄比梁启超略早就与岸上质轩有了交往。通过《时务报》、《知新报》以及《清议报》,梁启超一直与《太阳》杂志保持着联系,在《清议报》阶段,尤使得双方的交流内容更加具体化。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李喜所先生在《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发表如题文章认为，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头意，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正确认识小说的社会作用——读晚清文论偶感

在晚清文论中,小说理论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自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年)和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年)问世之后,小说理论遂逐渐出现。康有为的《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特别是后者,作为改良主义小说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其中之力作。     

严复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特色

严复是近代中国戊戌变法时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和教育家。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著名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沦》等，1897年又创办《国闻报》。他在天津鼓吹变法维新，与梁启超在上海，谭嗣同在湖南，相齐名于世。对严复在当时地位，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有这样评价：“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管黎《天演沦》，斯密亚当《原强》，穆勒约翰《名学》、《群已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人吗?

一、从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谈起 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是评价蔡锷时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之一。有的同志正是从这个关系中引出了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的结论来的。张振鹤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蔡锷》一文中说:“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象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予同情和赞助”。而周发增在《中国近代史知识·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则直接说“立宪党人蔡锷”,把蔡锷完全看成是立宪党人。     

论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与研究——以《小说丛话》为中心

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他幼时在阅读《桃花扇》时感动落泪,后又熟读成诵,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多次沉郁慷慨地朗诵其中曲文。他在创作《新罗马传奇》时,曲词宾白和情节关目对《桃花扇》多有袭用和模仿。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在"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和"寄托之遥深"三个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一窥他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     

梁启超进取性及保守性与康德哲学的关系

戊戌维新运动的健将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为救中国,他在一段时期内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国家的思想武库中寻求真理,从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大量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人物。但是梁启超这段时期,仍然积极地为保皇党卖力,反映到他的宣传上,其言论又确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味道,因而后来一再遭到革命派的批判。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偏于批判他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并把他进步的一面视为投机、欺骗。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比较重视他启蒙宣     

梁启超欧游归来后的文化思想倾向刍议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出访了欧洲,欧游归来后,他于1920年3月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欧游心影录》。这部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考察结果,反映了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和看法,也反映了他对中西两种文化体系的总观点。因此,这部著作是研究梁启超欧游归来后政治、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料。 毫无疑问,通过一年来的游历考察,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的混乱社会状况,对西方文明所遭受的灾难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他看到,战后的欧洲,物质生活极端贫困:生活必需品匮乏,通货膨胀严重,生产力大幅度下降。他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略论梁启超变法时期新闻思想所受基督教的影响

在维新改良运动的过程中,为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梁启超参与创办了<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新闻媒体.作为当时舆论界的骄子,梁启超在办报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这些思想受到了各方面的影响,基督教之影响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