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中期"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消长中的诗史观

清代中期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代表了清代具有自己调和特点的诗学理论,其中显示了清代诗学的文学史观。道义格调、个性才情、学问修养大致是清代学人思考诗学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也形成了他们对诗史的观照特点。“唐宋之争”、“古今之争”等一系列对文学史看法的争论,往往都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出发点。     

18世纪的文化生态与性灵派诗学

性灵派诗学不仅在清代中叶影响巨大，而且对对启迪了近代的文学思想。本文通过对18世纪文化生态及性灵说沿革的分析，探讨清代性灵派诗学出现的因子。     

寄“性灵”于“新声”：袁宏道的赏曲经验与诗学转向

袁宏道“性灵”诗学的核心是对“新声”的标举，前后经历了由魏晋“新声”向时兴“新曲”的转变。袁宏道早期作品《敝箧集》接武魏晋“新声”，反映出以折衷、调和的方式改良复古派流弊的积极尝试。其取径虽不出复古派畛域，却力图弥补其取“格调”不取“声情”之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诗歌“性灵”不足之弊。入吴后，袁宏道对“新声”的关注由魏晋转向今人时曲，选择以《劈破玉》《打枣竿》等闾巷新声作为取法对象，以“今”驳“古”，却不可避免地出现“泥今之过”。袁宏道诗学策略的前后调整，与其吴中经历的赏曲经验密切相关，既是应对复古诗学话语权力的求变之策，也是晚明宗尚“新声”文人趣味的典型体现。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问陶论诗诗研究

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张问陶,写诗论诗皆主性灵。张问陶无论诗专著,其诗学思想主要通过以诗论诗予以反映。他的论诗诗弘扬光大了戴复古开创的论诗诗重阐释理论的传统,揭橥其性灵诗学观,又兼及衡量历代作家。考察张问陶的论诗诗,可整体把握其诗学理论,也有助于对清代性灵派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     

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

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在英语语境下存在着欧美学界对“诗学”概念产生误读的三种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下存在着中国学界对“诗学”概念赋予的四个层面意义及其误读的可能性。为了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笔者主张:诗学就是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就是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汇通性比较研究。     

中国新诗"经验"之说的引进与确立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新诗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范型转换,即在诗学观念上由“情感”向“经验”的转换。这一诗学观念的转变,既表现为这一阶段对于艾略特、里尔克、瑞恰慈的译介,亦表现为诸多诗人与批评家的争论与不同的阐释。本文梳理了这一观念转变,并以若干“名言”为例,分析了“经验”之说的传播与确立,同时探讨了诗学观念转化在中国新诗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性灵出万象 风骨超常伦——论唐代性灵诗学理论

唐代丰富和发展六朝性灵说,构建起以性灵为本体的诗学理论,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唐代美学范畴的理论内涵。     

明清社会思潮对袁枚思想及诗论的影响

袁枚(1718——1797)是清代著名诗人,“性灵诗派”的倡导者。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都是最活跃的。袁枚认为诗歌创作主要是抒发“性灵”:“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反对“误把抄书当作诗的拟古主义者,认为只有“解风趣”、“写性灵”的诗人才是天才的诗人。同时,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情     

易堂情本诗学及其理论建构

明清鼎革之际,易堂九子崛起于赣南,蜚声天下,于学术、文学俱有建树.易堂论诗,以“真情”为本,倡导“自标风概,自具机柚”的“真诗”之说,既吸收了明代性灵诗学的精髓,又力避其弊,以正“品”而矫其或泛滥失统、或幽邃险涩之弊;同时也对明代的模拟之风予以针砭廓清.以情本论为核心,他们对诗歌之如何“发生”做出阐发,提出“感兴”论,在前人物感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感兴”有二义:一为“有为而为”,一为“无待而起兴”,前者强调诗歌的温柔敦厚,后者强调“自鸣之意”,即诗人的一己情怀.易堂诸子的情本诗学,本末兼重,视野融通,体现了鼎革之际诗学发展的新趋向.     

性灵与格调对抗视阈下的明代诗选——以《古今诗删》、《诗归》为中心

从格调派独尊盛唐、推崇格调到性灵派倡导性灵、打破格套,在性灵与格调对抗的诗学语境下,明代诗选作为重要的批评方式和传播媒介,也参与不同流派与观念间的诗学论争,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古今诗删》、《诗归》等具代表性的选本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对抗性,在才情与气格、大家正宗与无名之家等方面的评选差异,同时又存在共通之处。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从"意象"到"象征":3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拓展--以废名、卞之琳、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为例

从汉语诗学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30年代的诗学理论侧重于主“智”,主“智”的诗学强调创作主体对于其对象的自主性“构建”活动,它可以人为地通过对语词的排列、组合或中断、省略,来营造一种需要智力活动参与的诗学形态与氛围,以使接受者通过对这一特定形态与氛围的智力性“赏玩”来“体味”其间的奥妙。主“智”的诗学携带着汉语诗学浓郁的文人传统,这就形成了一种力求使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能进一步趋于“融和”的发展路向,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汉语诗歌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发展形态。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袁小修与"公安派"之思想变化

袁小修明万历间与兄宗道 (伯修 )、宏道 (中郎 )排诋“复古”,激扬“性灵”,名重一时。他久困场屋 ,依傍袁中郎 ,以影自居 ,理论和实践上均为“公安派”主帅袁中郎之辅翼 ,是中郎《叙小修诗》所树“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的典范 ;在“三袁”中享寿最久 ,辞世最晚 ,于中郎等人身后总结反思整个流派 ,是“公安派”之殿军大将 ;又是晚明文学思想剧变关节性人物 ,不仅与万历以后文学思潮递变密切关联 ,且因钱谦益 ,影响延及清代诗文理论唐宋之争     

论《诗大序》"情志"说对千年词学的辐射

我国第一篇诗学专论《诗大序》,在总结先秦儒家诗学的基础上首创了“情志”说。这一理论光源在煌煌普照诗学领域的同时,对千年词学亦产生了强烈辐射,由此引发了长期纷争不息的“情志”冲突。历代词学家或主张“缘情”,或主张“言志”,或主张“情志”统一。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探索,终于调和了“情”与“志”这一对词学矛盾,最后为词体文学作出了恰当的定体定位,使词成为以“缘情”之体貌蕴含“言志”之内核的复合体,从而在文坛上与诗歌并驾齐驱,相映生辉。     

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

魏晋南北朝诗学批评大力倡导诗歌创作的个性化与抒情作用 ,历来为人熟知。然而当时大量新起的诗歌创作形态却反映出更为深层的文学倾向和风气 :追求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 ,充分地体现了儒家“诗可以群”的美学观念。这两种倾向在当时并行不悖且水乳交融 ,诗歌既成为抒发个人性灵的工具 ,同时也成为公共社会关系的润滑剂。“诗可以群”的倾向是诗歌创作走向普及与繁荣的巨大驱动力之一 ,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所固有的民族特色之一。     

论"宋无诗"说

“宋无诗”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中“宗唐黜宋”派的极端之论,其偏颇显而易见。这一论调源于宋,盛于明,而后声迹渐隐。寻绎“宋无诗”说发展衍变的轨迹,探讨其理论依据与立论角度,分析其于明盛行的原因及对后世诗学尤其是清代“唐宋兼宗”诗学倾向的影响,对我们深入把握“唐宋诗之争”的本质有重要作用。当然,“宋无诗”说也有其独特价值。     

济慈"两个房间"说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比较

济慈诗学常作为东西方学术互参的对象,王国维的“境界”论也是中西文化思想交融的产物。以叔本华的美学理念作枢纽,济慈“两个房间”说又可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相比照,通过阐发济慈诗论中“无思之室”和“初觉之室”与王国维诗学中“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对应关系,或可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涵义。     

法式善:乾嘉之际诗学转型的典型个案

作为乾隆末、嘉庆前期诗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诗歌批评家,法式善诗学对袁枚性灵诗学的修正,对当代诗歌历史的记录及对女性诗歌的观照,代表着当时诗学的主流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法式善的诗学可以说是体现了乾隆诗学向嘉、道诗学过渡和转型的典型个案,在清代中叶的诗学转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