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

经历了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国家嵌入社会"等理论,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表明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走出了零和博弈的传统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出现,对加深人们对社会的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间群体: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

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间群体。其产生,或源自天然,或应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需,带有国家政权或乡村社会或兼具二者的秉性。其产生后,与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均展开互动,对二者的影响或强或弱,或协同或冲突,进而作用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在互动中,有限的空间、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能力三者制约着中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中间层的分析可以丰富"国家-社会"理论范式。     

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分化与调适

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范式 ,分析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乡土社会的调适 ,着力揭示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形下 ,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探讨在转型期社会分化与重组的条件下 ,如何看待民间法的地位及与国家法的关系     

国家行为与社会资本建构

尽管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民主社会和治理的基础,但国家在社会资本的构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一方面通过制约社会资本的消极影响,限制其对民主社会造成的损伤;另一方面通过与社会互补和嵌入社会,建构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的社会资本,为有效治理提供保障.在国家法团主义体制下,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创造的社会资本,通过变革现状或对社区的回归两种方式,可以为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变迁提供基础.     

转型时期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均衡互动模式的建构

21世纪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这一两难困境?中国社会转型若要真正摆脱"收放怪圈",走出"恶性循环",不仅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而且要从学理和实践层面上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均衡互动模式.通过负面制衡,双方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通过正面互动,二者都较好地发挥各自的积极意义.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均衡互动模式的提出,既是基于对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展的反思,又是以当代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现实情境为基本依据.在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均衡互动模式实践中,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应积极主动,有所作为.     

论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一中国当代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新的基础上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学界有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当代中国首要的是应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或者说改革应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取向作为其总体目标模式。总之，社会须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解脱出来，以获取相对于国家的完全独立地位。这里有必要回顾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社会中，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合而为一，…     

“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论坛纪要

晚清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之一。为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邀请部分在京学者参加了“晚清国家与社会”学术论坛。与会者就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演变、特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趋势和如何促进晚清政治史、社会史以及两者的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研讨。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美国大麻管制政策的源起

20世纪初,美国州与联邦政府介入和参与大麻管制之时,社会反对大麻的一致性已经确立.随着社会的文化机理与道德因素的变迁,公众对待大麻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逐步制造出一种"道德恐慌".大麻逐渐由社会问题的边缘向中心靠拢,问题中心化的结果聚合为社会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确立不仅影响着大麻管制的起源,而且是政策强化与弱化的重要睛雨表.同时国家与社会都存有部分的"自我限制",致使二者之间的互动并不完全同步或对等.但是,可以肯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无疑是政策调整的基点,而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则成为政策制订与实施的归宿.     

论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路径--农民的政治参与

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国家单向的强制关系,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也就成为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的最佳途径也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还存在很多问题,同时也有大量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的存在.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来使农民政治参与健康地发展,促进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的路径选择——兼论国家与农村社会双强关系的构建

构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双强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在村一级互动诸种具体路径的详细考察,认为以村民议事会为主导的村民政治参与可能成为构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双强发展关系的路径选择     

在“国家—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中国致力于建构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宪政中国。但理解宪政中国的理论进路,不是单纯的国家理论所可奏效,而必须在国家-社会的理论视野中才能确立起恰当的理论视角。在这一理论视野中,国家受到规范化力量的限定;社会优先于国家存在,在接受国家法治化治理的基础上,成为矫正国家权力的有生力量。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塑造、相互保障、相互完善、相互纠错,从而保证国家健康地运行在宪政法治的轨道上,社会理性地遵循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行动逻辑,两者构成规范的现代国家形态。这样的国家结构状态,成为国家合理建构的基本模式。     

文化治理与社会重建: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框

文化治理是一种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体现了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管理向现代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转变。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现代呈现出的式微趋向,究其根源在于整体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缺失、社会公共文化治理的缺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多元互动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是对现代社会公共性重建的现实回应。     

社会质量建设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对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本土省思

社会质量理论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是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由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质量是其本质所在,具体包括三个面向：一是作为理想社会愿景;二是作为社会发展范式;三是作为社会评测工具。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是欧洲社会质量建设的动力源。在西方国家,规定国家与社会互动原则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成熟。但是在社会质量建设的行动过程中,依然内嵌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一是社会质量增强与国家能力削弱之间的矛盾;二是社会欧洲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矛盾对于反思欧洲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具有重要价值。社会质量理论本土化的要义或许不在于通过指标体系的调整对中国或区域的社会质量状态进行评测,而在于其对“社会性”的追求给予中国社会建设所刻画的指引,这才是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发展视角下中国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探析

处于特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当中的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发展有先后之分,由于发展是国际与国内互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后发展国家在现实发展中效果并不趋同。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展国家,也是传统的农业国。新中国脱胎于土地革命,解决了发展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的同时,又面临着国际军事、经济竞争的双重压力,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极高的自主性,可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选择发展道路。中国在艰苦的实践和摸索中不断调整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断完善与社会的互动与沟通,培育了优秀的国家能力。当然中国还面临着种种问题和挑战,国家与社会之间仍未达到理想的平衡,因而需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得国家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公众舆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孙志刚事件的再分析

公众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中,对公众舆论做出界定,并在孙志刚事件分析的基础上,动态地揭示了公众舆论是如何从社会中产生,又是如何又作用于国家的,在此意义上,公众舆论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市民社会理念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求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必须超越泛政治主义传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双向适度制衡的发展型互惠关系。此视野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公众舆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孙志刚事件的再分析

公众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中,对公众舆论做出界定,并在孙志刚事件分析的基础上,动态地揭示了公众舆论是如何从社会中产生,又是如何又作用于国家的,在此意义上,公众舆论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国家介入社会分析

国家与社会作为两个可以在学理上清晰厘定的现实范畴，一般认为是伴随着西方的近代化而渐次被人们关注的。在中国，长期以来并无这方面的传统。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与市民社会的产生，往往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侧面。在市民社会的诞生之初．它并没有遇到多大障碍就获得了相对于国家的某种独立性，并进而出现了国家与社会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此种状况，对于长期格守大一统意识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韩难理解的事。其实在西方的中世纪，广泛的分封制中，作为国家代表王权的直接的社会控制力较之传统中国要弱化许多，王权至社会之间的阻隔因为大小…     

国家与社会边界的重塑

近代以还，中国国家向基层社会扩张的动力是什么？又有哪些力量制约了国家扩张的逻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平衡点在什么地方？这条历史变动中的边界现在应该确定在哪里？８０年代开始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实践其实就是国家与社会边界重塑的一个典型。某种意义上，可以将村民自治视为人民公社会解体后，先是中国农民后是中央政府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实质性变化的一种特定回应方式。尽管在传统体制下，生产大队并非国家行政组织的正式组成部分，生产大队的干部亦非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是模糊的。对此，维…     

英国宪政生发之路:基于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分析

英国宪政进程走的是一条徐缓渐进的生发之路。这条独特的立宪道路是英格兰国家与社会的均势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良性互动关系所铺就的。英国的立宪经验启迪我们,社会中原本蕴藏着巨大的宪政潜力,因为建立宪政制度是社会大众的本能诉求。但是,由于社会具有不自足性,社会的宪政诉求只有在国家架构下并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作为一种自足自为力量的国家经常是决定宪政命运的关键因素和主导力量。其中,适度强大的国家因与社会构成均势,可产生良性互动效应,因而是最有利于宪政生发成长的一种国家—社会结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