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湖南乡村社会组织的转型与发展

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组织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出现了小型化、经济功能消解的趋向;宗族具有的管理、教化族人以及承揽地方公共事务的职能,逐步为乡村政权的国家职能所取代;现代政党分支机构进入乡村,国民党逐步建立了县乡党部;农会作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在乡村获得普遍的发展,合作社成为复兴农村经济的手段得到强化,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组织显现了向现代发展的趋势。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论转型期乡村空心化阵痛及其缓解途径

城市化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是社会重心,城市并不发达,但在近代转型过程中,资源不断从乡村流向城市:城市呈现繁荣,成为社会中心;乡村日益衰败,表现为空心化。当前乡村空心化就是这一历史转型的症状,而治理失范又使更多资源溢出乡村,加剧空心化。因此,缓解当前乡村空心化在于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社会转型及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如此,治理乡村社会空心化的具体措施才能发挥作用。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确立——从农民法律意识谈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寓于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之中。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乡村社会还是处于向现代社会的慢速转型时期,乡村秩序的基础仍然有传统社会的印记,社会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使人们产生法治意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转型时期,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趋于解体,适应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建立法治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秩序。     

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模式为例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加速,乡村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经济基础较差,发展速度较慢的民族地区和山区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社会治理改革亟待深入,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模式,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有机结合,村民自治的主体意识和作用加强,社会安全稳定和谐发展。武陵山片区中的湖北秭归县进行的“幸福村落”建设实践探索,形成了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幸福村落”模式。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当前武陵片区的现状,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和完善这个模式,对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型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基础,亦促使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处于不断变迁之中。以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来分析农村社会秩序的生成,探讨社会转型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进而提出在转型进程中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与完善的对策建议：加强农村组织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法律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更新管理理念,推动以权利保障与民生建设为导向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增强风险管理意识,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危机应对机制建设。     

生态农业与新生产主义乡村的型构——江西垣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社会学研究"去农业化"的趋势,带来了农业研究与乡村研究的二元分立。同时,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乡村概念,不仅是对西方国家乡村转型与变迁过程的理论抽象,"农民的终结""农业的终结"也成为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文章以江西垣村生态农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如何重新将农业与乡村结合起来分析;(2)新生产主义乡村如何可能;(3)生态农业发展带来的理论命题及其挑战。生态农业技术和产量、合作社的生产组织过程、生产端中心的产消连接、新型城乡关系形塑、乡村社会运作及与国家关系六个层面上出现的新变化、新组合,使新生产主义乡村成为中国乡村一种极为重要的(新的)发展类型与形态。如何面对生态农业对农业种植与乡村社会的重塑,如何面对中国社会食物需求上的转型及其引发的对乡村与农业和广义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义和塑造,是生态农业带来的理论命题及研究上的挑战。文章以中国乡村实践案例的分析和抽象,提示乡村转型一种重要发展类型和形态之外,丰富和推进乡村社会学对农业与乡村关系的再认识。     

“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定位与转型

当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德治”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贯彻落实。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以德治国方略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致的。当代乡村德治需要借鉴传统乡村德治的思想资源和方法途径,但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当代法治背景下的德治重新定位及德法关系的调整;二是乡村德治主体从乡绅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为主、新乡贤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转型;三是乡村德治之“德”从儒家道德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转型。     

农村合作运动与近代四川乡村社会的变迁

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对四川近代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合作贷款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生产资金的匮乏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特产合作贷款使特产产销合作社得到了较大的推广,促进了四川经济作物生产区域的形成,并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低利率的合作贷款有效地改变了传统乡村的借贷结构,是传统乡村社会借贷关系向现代转型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加快农村经纪人事业发展的思考

农村经纪人的主要工作是为促成他人交易而对涉农商品及项目进行中介服务,他们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以及解决“三农”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经纪人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在业务培训、行业组织、政策扶持、品牌培育、监督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     

关于农业现代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2007年初，中共中央用1号文件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2007年农业和农村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和重要基础。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的任务，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小城镇、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三者互动发展，这是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三维”模式及其实施方略——以湖南为例

现代烟草农业应立足烟叶种植、烟农工作和烟叶生产基础设施的＂三维＂发展模式。湖南是全国重要的烟叶生产基地,烟草农业在这个农业大省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近几年湖南省不断加大烟叶生产基础设施投入,全面加强烟叶生产组织基层建设,努力提高烟区综合生产能力,烟叶生产呈现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传统烟草农业及烟叶生产中的传统要素比重仍然很大,传统的组织方式还在继续延续,烟叶生产和传统烟草农业潜在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明显。因此,湖南现代烟草农业建设应跳出烟草农业来谋划烟草农业的发展,跳出烟农来筹划烟农工作,跳出烟区农村来筹划烟区新农村建设,根据全省烟叶经济区划,按＂四区五类＂的基本方略,以＂民本烟草＂的工作方法来加快发展。     

民间精英与乡村治理——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

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     

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人口流动与乡村安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导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它已成为我国转型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外流使得农村人口处在不断地流动之中,如此持续性和季节性的流动给乡村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乡村生产安全、乡村生活安全、乡村教育安全、乡村治安等方面,而安全问题的化解需要从政府、乡村组织及个体等层面的合作寻求突破。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

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     

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

土改前的苏南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的工商业水平、农业的商品化与现代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较之其他地区都相对高一些。苏南经济社会具有浓厚的由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征,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社会相对稳定。1949年7月-1952年7月,苏南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部进程分为准备、动员、开展、结束四个阶段。在开展阶段,土改运动由前期的政策控制型转变成后期的暴力进行型。苏南土改对富农经济、工商业、农村商品经济成分和技术成果、公益性和社会保障性社会成果等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近代苏南现代化成果与新中国现代化运作的对接,对我们从政府有效行为、产业传统和公众经验传统这三个视角来研究现代化有很大启发。     

工业文明植入与传统社会阶层的嬗变——以大冶铁矿的开发为例（1890-1937年）

1890年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开采大冶铁矿,揭开了湖北新政的序幕。大冶铁山及周边地区这个原本闭塞的农耕社会在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下,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的各阶层在调适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嬗变。本文通过描述这段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磨合的历史过程,以揭示在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规律,以及影响这种社会流动的因素。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农村人口城市化制度支持系统建构论略

目前我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化社会两大历史性转变。农村人口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核心内容 ,其推进速度和效果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制度支持系统的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已经为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宏观层面上的制度支持。微观层面上的产业政策、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支持系统的建构 ,尚需进一步完善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