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2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基于对全国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对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家人亲戚与老乡工友变量对采取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维权选择方面,出生于1979年前、受教育程度较高、非群众身份、低绝对剥夺感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进而建议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完善劳动制度、改善劳资关系引导女性农民工制度化维权。     

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影响不显著。个体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     

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以迁移心理学与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为指导,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心理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参照点依赖、从众心理、风险偏好、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中,以城市人为参照点更易产生市民化意愿,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公平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心理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心理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方面。以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与迁移心理学为理论依据,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心理因素由动机、态度、情感、参照点依赖、风险偏好与从众心理构成。从理论上来看,动机、对城市的态度与对相关制度的态度、公平感、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对流动的态度、相对剥夺感与从众心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负向影响,参照点依赖对新生代农民工意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参照点在收入与权益方面差距的变化趋势。     

基于剥夺理论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研究

基于剥夺理论,使用2009年中国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采用稳健OLS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析了绝对剥夺、多阶剥夺和相对剥夺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内在机理,并从劳动时间、务工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和收入位置感知等指标对上述三个剥夺维度进行了界定。结果显示：第一,周工作时间越长表明绝对剥夺程度越高,这将导致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第二,务工年限的增多以及社会保险补偿作用的缺失会加重多阶剥夺的程度,从而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负强化作用;第三,参照对象无论是老家村里人还是城市个人,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均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所做的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上述结论,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将其劳动时间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第二,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 第三,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给予其积极有效的引导。     

青年农民工越轨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影响到城市的稳定,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排斥、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引起的心理失衡,而处于心理失衡中的青年农民工又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机制,因而引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越轨问题。     

青年农民越轨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影响到城市的稳定，青年农民工越轨问题的社会心理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排斥、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引起的心理失衡，而处于心理失衡中的青年农民工又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机制，因而引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越轨问题。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兰州市为例

通过时兰州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对目前农民工身份自我认同的状态、形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在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网建构的失败、以及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自卑感、谋生的艰难感等心理感受,导致了农民工目前身份自我认同的模糊现状,说明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处在一种从"表面接纳"向"心理接纳"过渡的状态.     

利益表达渠道与民众弱势心理产生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民众弱势心理是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以探讨利益表达渠道与民众弱势心理产生的影响机制。分层回归分析证实,利益表达渠道不完善对民众弱势心理产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利益表达渠道不完善通过公平感、相对剥夺感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民众弱势心理的产生。主动性人格对利益表达渠道不完善和民众弱势心理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我们可通过完善利益表达渠道,有效降低民众的弱势心理感知。灵活使用多种管理策略,干预民众弱势心理,重视增强民众公平感,降低其相对剥夺感。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现状及其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X县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主要目标在于追求维权效果——经济权益的实现。选取组织化维权意愿、组织化维权方式、组织化维权能力、组织化维权效果等与农民工组织化维权问题紧密关联的四大要素,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发现:当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较强、方式多样、能力较弱、效果一般;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维权组织核心领导的能力、依托维权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依托维权组织的能力、维权组织的作用和维权组织的特征,各因素对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正依此序排列。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优化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方式,支持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发展,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能力是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程度、提升组织化维权效果的可行选择。     

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机理研究

旅游地目的地因发展不均衡、利益分配不均匀普遍存在相对剥夺现象,尤其是受旅游发展影响最为严重的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体验更为强烈,甚至导致多元利益主体间的旅游冲突事件,但学界却缺乏对其相对剥夺感生成的应有重视。围绕旅游地居民为何生成相对剥夺感以及如何生成相对剥夺感两个主要问题,以磁器口古镇四个社区为例,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生成进行探讨,结果发现相对剥夺感生成的诱发情境源于公平理念、社区契约意识及价值预期三个方面。相对剥夺感的生成建立在人们对自身相对处境认知状态改变之上,源于人们“实得水平”与“应得水平”的比较差异。相对剥夺感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三元世界”获得正当性及损失非法性的失控感和失效感,是人们对自身相对处境危机应激状态下的心理价值补偿。     

进城农民工城市融入分析——以苏州地区为例

进城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已受到广泛关注,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与城市的相融与发展是城市和谐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环.本研究以需要层次理论为理论视角,自编<进城农民工城市融入调查问卷>,对苏州市261名进城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农民工低层次的安全感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他们萌生了更高层次需要,即普遍具有中等程度以上"融入效能感"和"发展意愿".各类进城农民工(如不同年龄、进城时间、文化程度等)群体间差异小,反映出农民工群体的共性特征.不同性别、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显著,在"后顾之忧"和"融入效能感"两个维度上,男性农民工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女性;而工业领域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心理显著低于商业服务行业农民工.在以上调查及分析基础上,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从心理学视角看农民工与市民的群际冲突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时与城市居民在互动中产生了冲突和磨擦，而这种群际冲突的实质是人们把自己看作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发生的内隐或外显的对抗行为。社会类别化是群际冲突产生的认知基础，而相对被剥夺感是群际冲突的基本心理动力，群际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有着利益冲突。要想减少这种群际冲突，就要消除刻板印象，通过平等的接触加强相互了解，并且要运用规范使冲突去人格化。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相对剥夺感如何影响员工建言行为

基于相对剥夺感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人格特质等视角,探讨了建言行为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相对剥夺感、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契约违背与建言行为关系间的结构模型。通过相对剥夺感量表、建言行为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和心理契约违背量表对392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相对剥夺感与建言行为呈负相关关系（r = ? 0.35,p < 0.01）;核心自我评价在相对剥夺感与建言行为间的调节效应显著（β = ? 0.18,p < 0.001）;心理契约违背的中介效应也显著（总效应c = ? 0.28,p < 0.001,直接效应c′ = ? 0.20,p < 0.01）。因此,核心自我评价对相对剥夺感与建言行为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心理契约违背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建言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可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以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的基本政治权利,但在现实中却陷于两难境地。基于对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的政治认知、政治选举行为和政治参与渠道等所作的调研发现,农民工有较强的参政意愿,但对参政目的、参政途径、参政手段等认知还存在较大问题,表现出参政意识强烈与参与行为缺乏并存、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渴望融入城市与城市政治参与边缘化并存、法定参与途径多样与可利用的参与方式有限并存的尴尬局面。因此,应从夯实基层参与、强化媒体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培育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和素养。     

相对剥夺感研究工具的效度探讨

相对剥夺感的概念中涵盖四个要素：参照系统、社会比较、认知评价和情感反应,这些元素是评估相对剥夺感研究工具的基础。当前,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工具主要包括社会调查数据库、相对剥夺感相关量表和实验诱发范式。使用社会调查数据库的资源研究相对剥夺感的优势是样本量大,但测评题目大多未能完全反映相对剥夺感的概念要素;相对剥夺感的测验量表所涵盖的概念要素相对完整,但大多数量表仍存在参照群体模糊、缺少认知评价二阶成分（评价劣势不应得）的直接评估等问题;使用相对剥夺感诱发范式的优势在于参照群体明确具体,但局限是社会比较的维度单一、生态效度不足,且此类研究主要关注相对剥夺感诱发后的行为变化,缺乏其他心理和认知神经机制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