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新时期农民工政治参与探微

农民工作为农民中的"精英",其政治参与水平是衡量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近年来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研究,报告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利益代表组织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陷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真空化"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因由,进而提出了通过变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政治参与机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来破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建议.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对策探析

新旧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村电子政务建设的滞后、利益代表组织缺失,导致处于城乡夹缝中的农民工既没有参与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因而呈现非制度化参与扩增和制度化政治参与＂真空化＂的困境。鉴于此,可以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体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三方面促进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进而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基层民主的奋斗目标。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困境与多视角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运转和发展的基础力量,其政治参与面临以下现实困境:城乡新旧二元结构导致政治权利"悬空";正式诉求渠道不足造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缺乏应有的组织依托使得利益诉求"失声";个体意识与素质不高催生"政治边缘人"。必须采取多视角的策略,从制度建设、组织化构建、经济改善、社会共建等方面着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水平。     

制度创新与农民工政治参与

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扩大民主加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当前农民工群体人口众多,已构成我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但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陷于困境,家乡农村＂不愿意＂参加,城市社区不让参加,政治参与意识增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凸显。因此,制度创新势在必然,要发挥党、团、工会、妇联组织的积极作用,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收入普遍偏低、制度保障不力、政治文化落后、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以底层劳动力市场为主,职业区隔现象普遍;社会参与水平低,人际交往内卷化;身份认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源。为此,要逐步取消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机制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机制;营造和谐的城市文化氛围,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和认同。     

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

指出政治文化规范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演化路径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制度化参与虚置与非制度化参与激增的困境中;这一方面加大了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运行效能,另一方面,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理论创新的视角,提出应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生长的物质、制度、组织、社会及农民工内生能力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保障不力、政治文化落后、社会认同感不强等因素影响,其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为破解这种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需要采取相关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

转型期,基于身份再生产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政治"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和非均衡性。这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利益导向性与空间交叉性。但是,源于因身份而形成的代际传承、制度保障乏力以及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等方面因素,这种参与在实践中面临参与不确定与参与绩效低下等多重实践困境。为此,需要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角度进行城乡统筹、系统化的导向权利型社会保障机制建设、进一步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并以"新四化"建设为契机,化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身份困难",从而为全面消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身份政治"、循序全面实现人民主权所规导的"公民政治"创造条件。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有制度障碍、过客心理、经济社会地位低下、权益代表组织缺位等.应通过加快以户籍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促使其政治参与水平的不断提高.     

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调查思考

通过对西南某市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认为造成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主要成因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障碍、经济因素、限制性组织政策障碍、农民工意识薄弱等。针对成因,其对策为推进法制进程,赋予农民工更多参与空间;建立农民工利益协调机制,拓展参与渠道;根据目标性原则,构建农民工政治参与有效动力机制;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增强参与意识,最终消解边缘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调查与思考——以江西省广丰县农民工为样本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中国生产力大军的主要力量。对江西省广丰县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生产、生活方式更具城市化。他们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仍面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很难跨越的障碍,导致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社会要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信心,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农民工权利保障困境及对策研究

农民工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限制,使农民工在身份、经济、劳动保障与福利等方面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只有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现行的人事劳动制度,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民工的权利与社会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政治参与关系略论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不高,既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也使他们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难以得到提高。针对其素养现状,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养对其进行政治参与的影响,理清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揭示公民素养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理,以实现清除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障碍,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     

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制度与教育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以投票为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操作化定义,比较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情况,讨论户籍制度隔离作用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利用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两种不同的操作化定义,讨论教育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应注意综合整体性、差异性及异质性三种视角。分析结果表明,户籍制度的隔离作用普遍存在,但这种隔离作用具有差异性,因此,户籍制度并不是导致隔离的唯一原因;教育在政治参与中的非线性、阶段性作用,可以扩展适用于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同时,受教育程度与党员身份等因素对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相同作用表明整体性视角在流动人口研究中的必要性。     

城乡转型区域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

通过对陕西省长安区486户农户问卷调查,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口、家庭总资产、家庭总收入、借款用途等因素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针对影响农户借贷需求因素的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省城乡转型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借贷机制为主,联合金融机构做好农户生活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的区分和指导工作,建立新型信用指数制度,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切实规范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企业员工心理危机探因——FSK事件的个案分析

FSK集团公司的管理规则、媒体对FSK自杀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三个因素,对FSK自杀事件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第一,军事化管理规则,强化了员工的异化感、孤离感和被剥削感,从而导致利己失范现象和自杀可能性的增加;第二,媒体对自杀事件的高度曝光诱发了潜在的自杀模仿效应,从而增大了之后自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第三,户口登记制度对农民工的限制,导致了心理的极度脆弱,从而加大了员工自杀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