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操权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重新审视

贞操权是我国民事立法尚未确立的一项权利,但它与名誉权等人格权不同,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我国立法应当确立贞操权保护制度。     

论日本表演者权内容的演变

日本表演者权制度起步早,表演者权内容随经济发展而变更。表演者权源于著作权法体系,表演者权专项立法不断加强,内容大体分成版权法与文化产业法两大体系。表演者人格权的独立保护历程漫长,直至2002年法律专项创设,具体为表明身份权和保护表演完整权。表演者经济权内涵是随日本经济及国家战略发展而嬗变,其中的复制权、公开传播权、二次使用权、租赁权颇具特色。探析日本表演者权内容的演变对我国表演者权立法极具借鉴意义。     

论美国法上的役权——以《美国财产法第三次重述:役权》为中心

役权是传统大陆法系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英美财产法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学界对英美财产法上的役权制度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因此亟须进行深入研究。在美国,作为私益限制的役权变得越来越重要,主要分为三类,即地役权、不动产契据权和衡平地役权。《美国财产法第三次重述:役权》就是英美财产法上役权制度的集中规定和体现。《美国财产法第三次重述:役权》对传统役权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简化和明晰化,其规定体现了役权的发展趋势。相关的具体制度设计对我国不无借鉴意义。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

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不仅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其他法律部门。从碳排放权立法的国际经验来看,多数国家对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缺乏明确的定性。学理上,国外有关碳排放权学说主要有财产权说和规制权说,国内有关碳排放权的学说主要有物权说和新财产权说。财产权说、物权说和新财产权说主要侧重碳排放者的权益保护,而规制权说更加注重政府的灵活管理。根据制度绩效这一新的分析视角,我国气候变化立法应将碳排放权规定为规制权,这样规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     

浅论个体语言权及其立法保护

个体语言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我国个体语言权立法《通用语言文字法》存在着不以保护公民的语言权为立法目的、对个体语言权与群体语言权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对个体语言权内容的规定不全面、对于行使个体语言权的场合规定得过于笼统等问题。应在进一步探讨个体语言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借鉴国外个体语言权立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     

相对人抵抗权的立法完善

相时人抵抗权是基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应运而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该权利是私权对抗公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行政救济中相对人私力救济的主要方式.然而抵抗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上鲜有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如何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抵抗权如何对抗行政强制权问题、如何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问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行政行为无效的理由,建立行政程序的"无效确认"机制与行政诉讼的"宣告无效之诉"双轨制,实行"抵制必须答复"和"争讼停止执行"原则.同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科学界定抵抗权的标准和限度,并通过规定免责制度、举证责任制度、抵抗权矫正机制等来保障其实现.     

论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法律保护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却未能享受到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公共福利,其社会保障状况令人担忧。应树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平等保护观念,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立法保护,加快立法步伐,构建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清理和修改不合理的法规、规章;加大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实施力度,强化国家积极义务,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配套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水平,加强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救济制度,扩大司法审查范围,推行简易程序,增设特别程序,合理配置举证责任,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以及独立的争议解决机制。     

关于表演者权的几点思考

表演者权是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邻接权之一,在这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有争议的问题,反映出相关的立法有许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之处。本文对表演者权的主体、职务表演的表演者权归属、表演者权与肖像权的关系等几个典型问题进行了较全面地分析。     

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对私人间的侵权承担责任,非国家行为体是履行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保护义务亦要求国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其责任.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能动司法背景下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当前提倡能动司法的背景下,该制度对于能动司法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能动司法在客观上要求加强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同时,释明权制度为法官能动司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路径

对公民福利权的生成与实施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公法发展的趋势。从权利的生成角度看,公民福利权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权利实施路径看,法治成为公民福利权保障的主要方式体现在三个层面:宪法为公民福利权提供最高法依据,代议机关以立法形成权将公民福利权内容具体化,司法机关为公民福利权展开适度审查救济。我国公民福利权在权利生成的内在动力与法治实施机制上尚存诸多问题,宪法层面也未确认公民福利权保障理念,立法机关对福利权的回应机制还不健全,健全与完善公民福利权保障制度应加快民主法治进程,从宪法上确立福利权规范,充分发挥人大机关在公民福利权立法与监督上的作用,充分利用人民法院咨询、合作等谨慎而灵活的方法来促进公民福利权的实现。     

我国配偶权制度亟需完善的几个问题——由许某离婚案引发的思考

以许某离婚案切入,剖析我国现行配偶权制度之不足。我国现行配偶权制度存在忠实义务内容过于局限、相互扶助权内容不完善、婚内损害赔偿制度缺失等几个亟需完善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明确性权利、扩大忠实义务请求权范围、扩充相互扶助权内容和延伸扶助权期间等建议,并设想构建婚内侵权赔偿制度。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适应性调整研究

酌定减轻量刑权的制定是增强量刑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立法举措,旨在弥补刑罚适用中的僵化,促进个案司法的公正和有效,因而是一项有益的法律制度。当前酌定减轻量刑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判决过少、缺乏有效监督、操作程序繁琐、适用途径不畅等一系列问题。而酌定减轻量刑权能否得到公正、有效的实施和运作,取决于量刑制度改革的深入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关量刑程序能否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七个方面进行相关摸索和有益尝试。     

论后位继承制度的立法选择及法的构成

后位继承是遗产利益在继承过程中需要发生多次转移的产物 ,自罗马法的遗赠制度逐渐演化而来。后位继承法律关系是前位继承人与后位继承人之间基于后位继承权而产生的债权关系。后位继承权转化为既得继承权时对前位继承人的期待权亦同时产生。立法上应当大量采用推定的方式来弥补遗嘱人意思表示的不足     

论公司法中的评估权制度——以新《公司法》为中心

新<公司法>首次规定了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即国外公司法中的评估权制度,完善了我国公司法律制度.首先介绍了评估权的概念及特征,并分析了评估权的理论基础.其次,介绍了评估权的适用范围以及适用范围的例外,重点介绍了我国新<公司法>中的评估权制度.最后,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评估权制度的建议.     

论中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符合我国现行的诉讼价值和理念,对于促进控辩平等,改变现有的侦查模式带来的弊端,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尚未设置这一制度,应以正在修订刑事诉讼法为契机,构建中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     

论弱势群体的社会法保护

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社会法作为兼具公法与私法双重属性的第三法域,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佳的保护。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仍存在不足,应进一步完善社会法,向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和促进弱势群体享有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结社权等各项基本人权。     

德国低碳循环经济的法制保障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在低碳循环经济领域及法制保障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低碳循环经济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体系,使德国的低碳循环经济法律可以良好运行.我国在低碳循环经济法制保障方面,尚存在法律法规具体实施的操作性规定较少问题;覆盖面相对狭窄,对于自然资源的低碳再利用缺乏具体规定,立法的速度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等问题.我国应借鉴德国的经验,制定<低碳循环经济法>作为低碳循环经济领域的核心和指导性法律,建立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社会保障权及其宪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社会保障权是一项独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大部分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使得我国对社会保障权的保护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各项具体制度都是依据法律而设定的,而各项法律的制定又是由宪法所引导的,可见,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社会保障制度作出规定,并将社会保障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宪法在对社会保障权的保护中能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