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机趣”

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士人与市民阶层文化趣味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雅俗交融的戏场格调,在此语境中产生了李渔的戏曲叙事观念。李渔对戏曲审美意蕴的主要要求是"机趣","机趣"的突出特点是机智诙谐而意味深长,它融合了文人的才情与市民的智慧,是晚明文人重"趣"的人生态度与文化趣味在戏曲理论中的表现,反映出新的时代文化特征。李渔自觉地在戏曲创作中追求"雅俗同欢、智愚共赏"的格调,将机智和才情隐藏在诙谐中,滑稽笑闹消解了现实世界的紧张与沉闷,精心结构的故事在戏场散布欢快,实现了文化心理的公共交流。     

李渔的世界观与艺术观

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同时又是戏曲创作和导演的实践家。他的《闲情偶寄》等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戏曲创作、导演和表演等方面的问题,是我国古典戏曲艺术理论的宝贵遗产。要正确认识李渔戏曲理论的价值,必须从李渔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谈起。     

试论李渔戏曲理论的独特性

李渔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戏曲理论家和创作家,他以文人兼商人的身份,把戏曲的娱乐性与教化作用相结合,其戏曲理论从结构、词采、音律等方面进行论述,突出了戏曲的商业性质。李渔的戏曲理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了自己的创作和实践经验,具有独创性,在深度和完整性方面都超越了前人。     

李渔家班系年

李渔家班在清初享有盛名，它对李渔戏曲创作、戏曲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在目前研究中，其成员组成、存在时间、戏曲活动等基本情况仍模糊不清。本文对李渔留存的诗、文、词、小说、戏曲及李渔友人诗文集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以年表形式对李渔家班作若干的考述。     

李渔的剧本论

李渔毕生戏剧实践的经验与理论思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闲情偶寄>一书的"曲话"中.在这部分著述里,李渔充分表达了他对戏曲的写剧和编剧、演剧理论的见解.就当下的话语环境而言,其中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编剧和演剧理论.它构成了李渔"戏曲导演学"的主要内容.而李渔关于剧本理论的一些论断如剧本的意义的认定以及"变调"的艺术等则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编剧工作的理论参照.     

论李渔戏曲表演理论

李渔戏曲理论由《闲情偶寄》中的《填词部》、《演习部》、《声容部》构成,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最系统、完整的戏曲理论。李渔也被杜书瀛先生称为"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对此,本文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地深入探讨,认为李渔戏曲理论是以"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舞台表演为旨归,建构起了由剧本、演员、观众、舞台等戏曲表演元素组成的以编剧、演剧与观剧为一体的戏曲表演理论体系。从而揭示出表演是李渔戏曲理论的核心。     

论李渔戏曲表演理论简

李渔戏曲理论由《闲情偶寄》中的《填词部》、《演习部》、《声客部》构成,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最系统、完整的戏曲理论。李渔也被杜书瀛先生称为“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对此,本文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地深入探讨,认为李渔戏曲理论是以“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舞台表演为旨归,建构起了由剧本、演员、观众、舞台等戏曲表演元素组成的以编剧、演剧与观剧为一体的戏曲表演理论体系。从而揭示出表演是李渔戏曲理论的核心。     

试论李玉"一人永占"的艺术特色

在昆曲发展史上,明末清初的李玉和李渔是两个颇具盛名的戏曲家。李玉最初以《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和《占花魁》四剧在剧坛崭露头角;而李渔,则以其颇具体系的戏曲理论和成功的戏曲实践完善了既往的戏曲理论并为此后的昆曲中兴作了理论指引。本文以李渔戏曲理论来发掘李玉"一人永占"的艺术特色,互为印证二者为昆曲艺术所作出的贡献。     

浅析《闲情偶寄》中的戏曲叙事理论

李渔的《闲情偶寄》不仅是对前人戏曲理论的总结,更是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戏曲认识的全新角度,即叙事学角度.对于戏曲结构的重视实际上是以叙事为中心的戏曲文学观.李渔认为,叙事艺术的中心问题是整个故事如何围绕一个关键行动展开.李渔的观点在今天的叙事艺术研究中仍然是一个具有重要特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新颖的思想.     

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高峰——李渔戏曲美学片论

李渔的戏曲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戏曲美学的高峰。他提出的“三美”说，对戏曲本质及功能的看法相当全面，兼顾到戏曲的真善美三个方面，突出了戏曲的审美特点，可视为李渔对戏曲的总观点。他将结构列为剧本的基础，提出“结构第一”的观点，这是他戏曲美学的主体。同时，他对戏曲语言有独到见解，十分强调戏曲剧本的表演性，要求创作戏本时充满“机趣”，多为导演与观众“设身处地”。     

中诗西诗,诗是余家事：余光中诗话初探

余光中诗文双璧,其“文”包括抒情、记游诸种散文和文学评论。其文学评论文集已出版者有《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等五书,其中有很多诗论诗评的专篇。诗为余家事,余光中在其抒情、叙事、记游、说艺的散文中,其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的零散片段,或一笔带过,或三言两语,或字数上千,则大可摘录编辑成册,名为《余光中诗话》。本文以2005年出版的余氏散文集《青铜一梦》为对象,抽取其谈诗的话语,加以分析论述,是为《余光中诗话初》。这些诗话——如谓徐志摩读错济慈的诗,如自言喜爱披头四、不亲现代诗,又说易安是藕神、痖弦似火山,又认为苏格兰五镑钞票上诗人彭斯的半身像及其诗句是他“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是他论诗评诗专篇的延伸、补充和变奏,和他的诗论诗评专篇一样辞理俱胜,且比其专篇更有个性、更有趣味、更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艺相涉。这些诗话,是他生活中“游于艺”时所观所赏所联想的纪录,笔下常有感性知性兼具的烘托点染,其一则则书写无异于一篇篇诗学小品,本身即具有修辞谋篇的观赏价值。中国自宋代以来有大量的诗话,《余光中诗话》延续了中国诗话的传统;他更以其广阔的视野、以其写景抒情叙事说理兼擅的彩笔,为这个传统加添了内容和姿色。由于他的诗话兼及中诗西诗,以后研究与他相类的中国现代诗话的学者,就也得兼顾中诗西诗了。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论曹勋词的雅化

曹勋为北宋末年慢词大家，其词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融入了自我的人格精神和审美趣味，含蓄典雅，推动了文人词的雅化。内容上以士大夫的高情雅趣修正花间绮艳题材，以词言志，使词向风雅精神回归；艺术手法上以才学为词，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这些都与时代风尚、本人丰富的学识、艺术趋尚及其父曹组的创作命运密切相关。     

诗美：有意味的生命形式——以于坚《看海》为例

于坚早期的叙事性诗侧重通过呈现客观存在来进行睿智的讽刺,而近期的一些非叙事性诗脱去前期颠覆性的粗放凌厉,质朴地进入思想,以更加理性的思考来阐释诗人个体的人生哲理,同时艺术建构性更强,其《海上》组诗之一《看海》,以＂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构建诗美的方式表达了他追求诗歌民间性的诗观。     

新旧之间:论俞明震的诗歌创作

俞明震作为近代著名诗人,其诗歌在新旧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具有某种典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俞明震写景颇负盛名,其笔下以“有我之境”为主,景物多为互动的对象;在继承宋人“以议论为诗”的轨辙时,表现了思考中的深刻与迷茫;而他苦吟之作所呈现的局限性,也为讨论传统诗词的困境和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角度和空间。     

李商隐政治诗的悲剧创作心态

李商隐一生以悲苦执着的政治追求创作了大量政治诗。然而在其政治诗的创作中 ,由于晚唐社会的悲剧使诗人不仅获得了刻骨铭心的悲剧体验 ,也孕育了“才命两妨”的悲剧命运意识和“人间桑海朝朝变”的悲观宿命意识 ,并使其政治诗创作浸淫在“爱君忧国去未能”的悲剧心态之中。本文从李商隐政治诗的创作心理历程分析了其政治诗悲剧创作心态形成的原因 ,揭示了诗人政治诗悲剧创作的心理轨迹     

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

宋人言诗之风大盛,两宋诗话中有逾30种诗话论及庾信及其诗赋,代表了宋人对庾信诗赋的接受程度。宋诗话视野中的庾信诗赋接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探讨庾信诗赋的写作技法、比较论析庾信与其他诗人的写作优劣：二、考察唐以来诗家接受庾信的表现、摘赏庾信诗歌佳句,推溯“徐庾体”的渊源流变及评鸷庾信诗赋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略论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观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一种以“自然”为核心而展开的重要文学思想，即“自然”论文学观，这一文论系统体现在魏晋六朝《文心雕龙》、《诗品》两部鸿篇巨制中。其中，钟嵘及其《诗品》在诗歌理论上确立了“自然英旨”的审美标准，批判诗歌创作热衷“用事”、讲究“声病”之风，提倡“即是即目”的“直寻”创作方法，崇尚“自然”而不废文采。其理论取向与刘勰颇为一致，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     

理想的形而上表述：北岛的诗歌与80年代

重提80年代是一种学术上的研究方法,也是反观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现象的一种理性思考。北岛的诗歌写作与历史的文学传统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他的独特的文学意象与文学感受秉承了纯文学的文化观念,北岛的诗歌以对理想的形而上表述的方式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精神,成为后继的文学写作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