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美”的交织——试探欧阳修的音乐功能观

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中,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审视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发现他音乐观中的矛盾性:"善"与"美"的交织,即强调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也推崇音乐艺术怡悦性情的美感作用和审美娱乐价值。欧阳修坚持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提出音乐"自释"和"平其心"、"养其疾"的音乐功能观,同时也非常注重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强调"导志"、"移人"的传统音乐功用观。     

“法”与“古”:欧阳修书学叙述中的“三代”情结

自来讨论欧阳修书学思想,多关注其"学书为乐"说对宋代"尚意"书风形成的影响,而对其贯穿始终的以书艺为道德资具的儒家脉络不甚留意。在以"三代之高"为偶像的北宋儒学文化复兴时期,欧阳修《集古录》展示了书学传统在《淳化阁帖》所代表的"六朝之细"书风之外"古"意盎然的那一部分资源,对三代两汉多数铭文所传递出来的高古简质极尽推崇,也对其中包蕴着的书法以外的政治道德典范价值充满了敬意。《集古录跋尾》对这一部分书迹的审美叙述,既展现了欧阳修对书之"法"的体认,也成为其复振北宋书学的理论基础,导引了北宋书学发展的某些方向。     

介词“自”、“从”、“打”的语法化

介词"自"、"从"、"打"在形式和意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共时平面的不同需要通过历时层面的考察来探究原因。这三个词的使用反映了汉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三者有其各自的语法化路径。语法化动因主要是认知和语用因素。     

“壬”、“■”字义考辨及字形规范——兼谈“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从"壬、■"字形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当前的应用层面提出字形规范统一的设想,以期为当前的汉字字形规范提供参考。从字源看,"壬"应写为"■",但历代字书中写为"壬",是为与"王"加大区别度;"壬、■"是形音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形很早就混同,字形本身已不具备区别字义的作用;在海峡两岸现行汉字的实际运用中,都出现"壬、■"混同的现象。从文字部件简化优化的角度出发,建议将"壬"确立为标准字形,将字源含有"■"的字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与"壬"同形,一部分与"王"同形。同时,也梳理了"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介与我们始终形影不离。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依赖的典型"电视人"是媒介依赖现象的理论基础,它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依存现象的理论分析。新媒体依存症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和手机本身的特性是新媒介依赖的客观基础,同时,"网络人"和"手机人"的主体是受众,因此受众的心理因素是新媒介依赖的主观基础。通过"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的变化发展,着重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依赖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文章太守”欧阳修与扬州

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而受到攻击、诬陷，扬州是其贬谪的第二站。宋仁宗赏其忠而用其才，但同时惑于浮议，也抑其傲而贬其党。欧阳修在扬州，政宽民安，以“文章太守”建立了历史文化名人与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当以主要精力从事《新五代史》的编纂。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欧阳修人格分裂说”辨误

欧阳修俗词的真伪问题实质上牵扯到对欧阳修人格的评价。随着欧阳修俗词"伪作说"的被否定,如何评价欧阳修人格的问题又凸显出来。面对德业文章道貌俨然而情词创作缠绵沉挚的欧阳修,有些学者用"双重人格""多重人格""人格分裂"的概念评价其人格。这种评价客观上造成了对欧阳修人格的根本性否定:欧阳修要么是人格分裂的精神病患者(从心理学角度),要么是多重人格的"伪君子"(从伦理学角度)。其实,欧阳修不仅人格健全、高尚,而且达到了审美人格的境界,他那缠绵沉挚、锐感多情的小词正是他和谐、个性、自由、超越、创造的审美人格的显现,因此,我们认为,不宜用"人格分裂"等概念评价欧阳修。评价欧阳修词作及其人格,应取审美的向度。     

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魂"。一切文化载体和传播形态,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只有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魂"、"体"、"用"三者统一的辩证法。     

谈日语动词的“功”、“能”意识

动词是对客观世界的各种自然事物及现象的各个片段及侧面的动性描述,所以把动词的语法意义和自然的物理性意义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全面地体现动词的实质意义。本文把日语动词的外部形态和表达形式与自然规律相结合,与汉语动词相比较,在物理意义的"功"、"能"关系方面作出详细的分析。     

“新启蒙”及其限度——“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建构及革命重述

"八十年代"存在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重启被一度"中断"的启蒙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诉求,而重识"五四"并获得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方式,为现代化提供可能的思想文化路径,就构成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共识。李泽厚发表于1986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可并占据某种"元叙事"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因其内在于这一新启蒙共识。这一点也为其后的知识产权论争所证明。李泽厚对"五四"的重识,对"启蒙"的重释,对"救亡"的重构,大抵以"文革"后党内重要决议为前提和限度而进行思想史重述,只不过更借重西方启蒙思想的资源,但其将"救亡"与"传统"或"封建"等负面价值相勾连,却"再生产"了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革命"的方式。     

论老子“公”、“契”治世思想及其意义

老子"公"、"契"治世思想来自其"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之"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老子思想关于"公"与"国"、"契"与"德"等紧密相关。老子深厚的"民本"思想包含"利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社会在契约关系下才能和谐发展"等理念。比之于孔孟之道的"家"即讲"孝"和"国"即讲"忠"的治世思想,老子的"公""契"思想映照出孔孟"家""国"思想的缺陷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弊端。老子的"公""契"思想对今天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思想启迪价值。     

从“丽”“慷慨”之新调到“理”“超然”之别调

曹魏赋论在经学式微与玄学兴起的哲学背景下,突显出其尚"丽"、重"本"、崇"理"的理论要义和创新调、守复调、开别调的理论批评视阀。在赋论史上,曹魏赋论以创新大于继承的特质开启了中古赋论的新篇章。     

“京”、“亭”考辨

本文从已经确认的战国简帛文字"京"的一种异体出发,系联战国陶文、货币中的两组"京"字的写法,认为都应该释为"京"。第一组作■、■之形,"京"是韩国地名;第二组作■、■之形,"京"表示粮仓。"京"的构形即像粮仓之形。"京"和"亭"是两个不同的字,秦系亭从高省丁声,六国文字从3丁声。     

“台独”误导“国家认同”的阶段、要点简述

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和平发展取得重大成果情况下,台湾"国家认同"出现政治偏差,统独取向出现严重错位,这一情况表明了台湾"国家认同"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表明了正确引导和重塑台湾"国家认同"的重要性、迫切性。在影响台湾"国家认同"的诸多因素中,"台独势力"的影响最为恶劣。在"台独"演变过程中,不同阶段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也有不同。     

“中国梦”的道德价值建构——以对“大同梦”、“强国梦”、“美国梦”的分析为基础

社会梦想中道德价值设置规定着其精神境界和价值范式。中国古代的"大同梦"因其内含的仁爱、平等、和谐等道德价值理想,体现出对完美人性的向往和对绝对"善"的追求,而成为人类拂之不去的梦想。中国清末民初的"强国梦"最初崇尚物质、崇拜强权,功利性压倒道义性,但在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悲剧和国内共和失败的现实面前,开始反思缺失道德价值浸染的"强国梦",重新赋予梦想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尺度。西方典型梦想"美国梦"中自由、平等、民主等道德价值梦想后来日益嬗变为攫取物质财富的梦想,其吸引力也日渐式微,变得虚幻。以此为鉴,"中国梦"应以道德为基石,赋予丰富的道德价值,彰显道德文化气质,显示传统文明的色彩,谱写天下大同的基调,绘就和谐发展的前景。     

吐蕃“尚”、“论”与“尚论”考释──吐蕃的社会身份分类与官僚集团的衔称

吐蕃王朝为区别出任官员的贵族身份,采用"zhang"(尚)及"blon"(论)二种名词予以界定。对于"zhang"、"blon"二名词的意义,所指涉者为何?以及文献上经常将"zhang blon"联用,而以"zhang lon"(尚论)形式呈现,因而造成了汉史料以及学界对"zhang"、"blon"乃至"zhang lon"的解释与说明与古藏文文献所呈现者有所歧异。对"zhang"、"blon"乃至"zhang lon"等名词的理解,事关吐蕃社会身份的分类,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内涵与发展,含混不得。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厘清"尚"、"论"与"尚论"的意义。     

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

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     

“阶层固化”、“渐进式”改革与现代化发展

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固化"态势,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潜在威胁。究其根源,我国社会的"阶层固化"现象是由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渐进式"改革所产生的"负效应"造成的。在当前发展阶段和"渐进式"转型路径的约束下,面对日趋"固化"的社会阶层,只有协调、有序、配套地深化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消除"渐进式"改革的"负效应",才能从根本上将社会"阶层固化"消除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