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训"释疑

"清华简"中首先公布的是<保训>篇.这是一篇内容类似<尚书>的珍贵历史文献.李学勤先生有关<保训>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对该篇命名提出疑问,并疑及周文王是否有遗训的问题.根据<尚书>及多种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综合考证,证明周文王有遗训是不争之事实;并从周代礼制和"名从主人"的传统出发,可以论证出<保训>命名并无不当.     

"土地还授"与唐代"均田制"研究——制度得以成立的实施机制

"土地还授"在唐代"均田制"研究中极为关键,是"均田制"作为一种制度是否成立的"实施机制",其本意是为了保证土地耕种及取得赋税.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官员的应受田,<田令>中关于职事官的土地还授只是具文.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载中.土地还授是根据<田令>的规定来执行的,也只是参考.因此,"均田制"不是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土地还授"只是田令当中的一种文本规定.     

"层累"非"作伪"——再论今本《孔子家语》的性质

将今本<孔子家语>与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比较可以发现,<家语>的章句结构组织是经"历时性"的梯次推进形成的,因此完全可以借用"层累"作为解释模型.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层累"是出于有意识的"整理",但这不等于"作伪".<家语>虽有比较早的材料来源,但其中孔门师生言论并非尽出实录.夸大<家语>一书在研究先秦史事特别是孔门师生言论、行事中的地位,是有欠妥当的.     

"2010洛阳老子文化国际论坛"学术观点综述

2010年9月9日至11日,"2010洛阳老子文化国际论坛"在洛阳市及栾川县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道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哲学系、河南省老子学会、河南省中原文化研究中心、政协洛阳市委员会主办,洛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洛阳老子学会、栾川老君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韩国、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老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百余人参加了论坛.论坛收到论文70多篇,有50多篇进行了交流.陈鼓应、许抗生、王博、崔大华、戴卡琳、池田知久、谷中信一、宋荣培等在论坛上作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老子>在世界不同文明中的传播和诠释"、"诠释与运用:<老子>与中国文明"、"老子的消费观念"、"现代文明与老子的素朴思想"、"心灵、精神性与<老子>"、"老子的‘道'和‘德'与人类的信念和价值"、"老子与人类不同的思维方式"、"‘无为'政治理性与人的活动的‘自发性'"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

中国"命"即命运观念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其起源于原始社会,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是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的中国"命"观念的发生时期.继而,这样一种观念延续至三代,并且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资料.最初始的"命"观念资料来自占卜活动,它在发展中有骨卜、龟卜和筮占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语词所直接表达的"命"观念要在殷商以后开始出现.无论是占卜所体现的"命"观念,还是语词表达的"命"观念,都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国家命运的线索和个人命运的线索.一般而言,正式文献记载如<尚书>、<诗经>中的<颂>、<雅>部分、<左传>和<国语>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命"观念的逐渐下移过程,即总体上是从商周时期的"国家命运",到春秋初年的"诸侯命运",再到春秋后期的"普通人命运".但我们切不可为官方的记录系统所"迷惑".事实上,更为"私密"的占卜手册<易经>就向我们显示或证明了这种状况.此外,诸如<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向我们呈现了不少有关"个人命运"观念的消息.中国人命运观中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殷周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西周末年出现了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否定形式,必然与偶然观念则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初具雏形.而我们在春秋晚期所看到的"命"观念实际上已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命"观念完全相同了.     

遵义会议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目前,几乎所有的论著都以<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大纲>和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等文献的记载为根据,认为遵义会议没有改变我党的政治路线.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通过对遵义会议前后现存的大量史料和红军在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实践中的政策和策略,进行全面、深入考察,认为遵义会议不仅转变了党的军事路线,而且也转变了党的政治路线.     

犹闻老眼盼"大壮"岂料余生终"明夷"——黄宗羲一生的心路历程

黄宗羲在康熙二年作<明夷待访录>,提出二十年后交入"大壮"盛世的理想,并设计了这一盛世的蓝图.此后他毕生为之奋斗,其言论或明或隐见之于康熙八年的<孟子师说>,又见之于康熙十五年海昌讲学之时.及至康熙三十三年临卒前一年所作的"破邪论",他仍在遗恨"大壮"盛世之未能实现.全祖望"犹闻老眼盼‘大壮',岂料余生终‘明夷'"的诗句,恰当地表达了黄宗羲一生的心路历程.     

《远游》应确认为屈原作品

自清代学者吴汝纶始,否定<远游>为屈原作品的学术观点一直在学界占上风.这种观点以<远游>中多道家、神仙思想,而屈原一生在楚国,无由得知道家、神仙思想为主要依据.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在楚地出土了大量前屈原时代的简帛资料.这些出土文献证明,道家、神仙思想早在屈原以前在楚国就十分流行,且规模相当广泛.因此,屈原作品中有道家、神仙思想意识和观念是合乎逻辑的.表现在<远游>中的仙道意象和意识合乎屈原的生活现实和思想逻辑.因此,<远游>为屈原之作毋庸置疑.     

儒家愚民思想的经典依据——略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之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儒家愚民思想的经典依据,而一些现代学者却力图借助一种牵强的解读方式予以回护.然而,<论语>词义研究不支持孔子没有愚民思想说,思想体系分析不利于愚民违背孔学宗旨说,儒家文献不支持"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政治过程分析有利于采用传统句读的一方.探究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端正学风,改进方法,深化认识.而尊重历史才是对孔子最大的尊重.     

关尹遗说考——兼论关尹学说与《太一生水》的关系

<庄子·天下>篇云:"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有学者认为,关尹学说即以"太一"为核心.随着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的出土,一些学者认为此即失传千余载的关尹学说.本文辑先秦文献中的关尹遗说,较之<太一生水>,认为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将<太一生水>作为关尹学说并不妥当.     

坚实的建构需要深刻的审视

"学术"对于中国来说,有数千年的历史.学术史研究.前人大体沿循两条路径:一是"因书求学",侧重于从文献的传衍揭示学术的脉络,如章学诚<校雠通义>;二是"因人求学",重视个案研究,强调学术在学人之间的传承,如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首创"学案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给予了很高评价,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黄宗羲之后,学术史作为显学在清末民初勃兴,出现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皮锡瑞等一批学术大家.     

"天将以夫子为本铎"中的"将"

《论语·八佾》中有这么一段话:"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中的"将",一般都解释为"将要".例如刘开的《论语补注》中说:"封人不曰‘天以夫子为木铎',而曰‘天将以为木铎',是专言将必得位以行教者矣.若以失位周流为行教,则夫子现在失位,天已使为木铎矣,何‘将以'之有?"显然,刘开认为"将"是表示将来的.     

试论"颊谷之会"中的孔子形象

"颊谷之会"是<春秋>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左传>和<谷梁传>确立了故事的主要情节,其他典籍对故事进行了不断的创作.这些创作都旨在塑造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形象. "颊谷之会"中呈现的孔子形象对于全面理解真实的孔子或有裨益.     

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口自、躬自、亲自、身自、手自诸词的构成

<从<唐五代语言词典>)看附加式构词法在中近古汉语中的地位>(作者王云路,载<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中说:"'自'作为词缀的例证在六朝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其特点是多与单音节副词结合,构成双音节副词.     

先秦时期"德"之词义演变考

"德"是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的一个文字,它的本意是"依目之正见,从而行之".从<周易>开始, "德"由其本意逐渐被提升和抽象为一个具有哲学色彩的概念. <尚书>将"德"和天联系起来,以天论德,使"德"成为一个最高哲学本体的概念.在西周之后, "德"的内涵逐渐被引申.其意义趋于多元化.春秋之后经过各家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的形而下改造,其道德伦理色彩增强,乃至最终基本等同于道德伦理的含义.     

"黑水城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域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唐代造籍日期辨正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唐代的造籍日期是"起正月,毕三月".但根据<唐会要>、<册府元龟>保存的"开元十八年敕文",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起正月上旬".有学者认为,正月造籍是唐开元十八年的新规定,在此之前则是十一月造籍.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无论是从户籍的内容、功能上进行分析,还是就目前出土的有关实物看,均可得出整个唐前期都是正月造籍的结论.     

胡适和鲁迅之《西游记》"游戏"说值得商榷——从眼泪的悲情视域重新解读《西游记》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重要奠基者的胡适与鲁迅,出于以往学者对<西游记>主题的长期误读而提出该著是一部"游戏"之作.神魔小说<西游记>中有184处写到"哭"或"落泪",依原因可分为12种类型.如此的描写既拉近了神魔与人的距离,又增加了形象的生动性与多样性.<西游记>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自然少不了民间艺人的加工与创造,部分"哭"或"落泪"就带有"游戏"成分.但由于文人世界观与情感的贯注,这部名著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郁而深刻的悲情色彩.因而,胡适、鲁迅等人视<西游记>为"游戏"之作,值得商榷.     

《诗经》没有"民歌"论

<诗经>中有许多"民歌"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但这种观点不符合<诗经>中全部作品的实际.现存<诗经>中没有"民歌",其中绝大部分诗作是周王朝各类贵族的"宴语";周王朝各级贵族中的文化人是<诗经>作者的真正主体.对<诗经>中体现出的浓郁的"人民性",完全应该抛开"民歌论"的解读思路,并能够从更科学的视角来作出正确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