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语境下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哲学思考——韦伯关于德国文化问题研究的启示

文章探讨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问题与现代性、西方世界文化普遍性的内在逻辑,反思韦伯关于德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所具有的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应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视角下之“刑讯”

刑讯,作为中国古代司法领域中一种审讯方法,发诸西周,几经变革,终乎清末变法,存续几千年,成为中华法系一大特征。因其产生甚早,流传久远,一直为中国法学界和法律史学界所关注。本文借鉴大量史料,对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起源及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全面考察,以期对中国的刑讯制度有一个更为深刻和清晰的认识,望能以史鉴今。     

“文明体”与“上层结构”：两种视角下的悖论对韦伯与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观的比较

布罗代尔与韦伯的资本主义观互相矛盾。韦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文明体 ,从文化与宗教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 ,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的进步 ;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当作上层结构 ,从政治 -经济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资本主义 ,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理论预设与分析视角的不同是二者观点分歧的根源。     

关于“七七事变”的历史启示与现实思考

发生在70年前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70年后的今天,抚今追昔,既有宝贵的经验、沉痛的教训,但更多的是深刻的历史启示和对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现实思考。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互动之探析

基督信仰和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的问题 ,是基督宗教进入中国以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传教方式、中国文化对基督宗教的反应、非基督运动与本土化运动等三个层面可以看出 ,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矛盾冲突 ,源于不同思想理念的混淆 ,没有分清基督宗教的超越信仰的价值维度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维度     

历史编纂之体的思考与传统史家的求真追求

可以说,任何史学家,只要他还心存史家的基本纪律与道德,其内心都有着一个"再现"--严格来说应是表现--历史真实的冲动与追求.然而,当他开始执笔进行历史撰述之时,又必然使他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历史本身近乎无限的丰富性与文字表述的有限性之间难以解决的紧张.史学家怎样处理这一问题?或具体说,史学家怎样叙述这些历时和共时发生的无数的历史事实?     

觉醒与蜕变——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思考

全部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文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状态?它的发展动向如何?这是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探索的问题。历史学家告诫我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因此,反思我们的文化传统,探求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我们的迫切任务。一、文化惰性与历史敏感性关于文化,人们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见解,以至于很难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定义。我们暂时采用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其1871年所著的《原始文化》里提出的概念:“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     

技术哲学的历史及其逻辑结构——米切姆关于“技术-哲学“的思考

米切姆认为技术哲学应该至少包括历史和哲学两类相互联系的反思历史研究鼓励尊重多样性和防止思想狭隘,缺乏历史反思技术哲学会忽视能够丰富现在技术哲学的历史洞见,但如果缺乏哲学反思技术哲学易于堕落成一种争论的大杂烩,难以成为一个整体.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为“全球化”这一术语不被滥用提供了学理依据。“全球化”这一很不规范的普遍流行的术语所涵盖的许多事实,都是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一种认定,但它并不能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相继形成了“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这两者在其主体结构、利益结构、发展目标和原则、发展特点、格局结构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基于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批判,以及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科学分析,由此提出的世界历史“双重结构”理论,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全面地运用于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将会为我们正确探索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中的发展路径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中国“和”文化传统的善恶之辩与转型之途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古代哲学里."和"是万物生生不息的因缘,蕴涵了"和实生物"的至善价值,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对人的德性和社会道德状况的总体追求.但是,这种古典式的和谐因排斥竞争、忽视对立面的转化,其保守性、平庸性、原始性也意味着存在消极的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在善与和谐之间实现有机统一,也即,既要有善的和谐,也要有和谐的善."和"文化的当代转型主要需要经过以人本观为核心的思维、人格和谐化,以民主性为前提的社会秩序和谐化以及经济-社会治理措施上以兼顾(而非平均)为特征的公平机制等路径.     

“三个文明”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

"三个文明"建设与宏大的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尤其是与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现实需要以及领导人的思想状况等原因,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分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朝着"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方向继续努力.     

史学艺术性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历史学有科学与艺术两重性,而我们一直仅以科学范式研究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是一种具有前科学性质的诗性史学,可以置之于艺术性的视角下进行研究。传统史学的几个重要理念都可以在这一前提下重新审视:“尚简”观念呈现了艺术观念对史学的结构性入侵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史意”不仅是“意义”是“意味”,不是指可以陈说出来“史学理论或历史观”,而属于无法言说的默会知识;“圆神方智”这一“史体”分类也不是体例之分,而是体类之分,而且可以与“艺术科学”对译。     

论世界历史语境下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转型

世界历史的发展构成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转型的历史背景。建立在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表现出维护封建统治的守旧性和阻碍社会转型的保守性。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转型表现在方法原则的可行性、价值目标的世界性、发展道路的合规律性和发展动力的多元性。     

张荫麟的通史理论和实践

张荫麟是近代著名学者 ,在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哲学上均有建树 ,对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提出了独到的理论和认识 ,对通史撰述的意义、笔削的标准、用以组织史料的范畴等问题作出阐发 ,其通史理论的实践———《中国史纲》在体裁形式、历史见解及历史文学方面都取得了高度成就     

＂Precedent＂ in the Narrative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中国法律史叙事中,以西方概念体系为基本框架的填充式方法,值得深入反思。中外学者关注的“判例”堪为典型。这一近代概念很可能来自日文汉字,用以适泽西文。叫顾西欧英、法两国的历史和现实,判例作为以个案方式凝聚法律群体共识、指引未来案件裁决的形式,始终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功能,与中国古代法中的相关制度有部分共通之处,可以成为构建普适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一;同时,中国的相关制度具有特定的体制背景和功能。将普适功能与特定功能相结合,“双向功能主义”可能可以避免西方中心和概念纠结,转向功能性问题的探讨和解释,以逐步构建中国法律史叙事的新框架     

论中国古代戏曲编年与戏剧史观念

古代戏曲编年应注重戏曲家的生平事迹、交游与著述、作品辨订与本事流变梳理、历代批评家的评价、舞台演出与演员情况及戏曲传播与接受等几个方面,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辨析等方面,则是戏曲编年的撰写原则。戏曲编年研究必须突破传统观念,今后的戏曲研究更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文献工作,加强对戏曲表演、传播及戏曲研究中薄弱环节的研究。     

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史学史是在 2 0世纪 2 0年代产生的。梁启超首次勾勒出中国史学史的轮廓 ,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并对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论述 ,是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文中剖析了中国史学史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个人因素     

历史与现实:中日海权战略之比较

日本近代海权战略形成于明治维新之际,发展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时,发达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近代海权战略萌芽于鸦片战争之后,觉醒于甲午战争之后,成熟于辛亥革命之际。中日两国近代海权理论发展的非对称性,决定了两国在海防战略、海军发展战略、制海权战略等方面的分野,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海战中的受挫。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要想成为海洋强国必须对近代海权战略做全面反思。本文通过中日近代海权战略的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未来海权战略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历史学带来了一场范式革命,它倡导保持差异的多样化历史写作,鼓励人们放弃"客观历史"的梦想,追求一种奠基于主体间性的历史真实。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大众文化崛起、话语权力扩散的产物。在历史领域内,一旦公众将研究历史与写作历史当作一种乐趣时,也就开始瓦解职业历史学的权威性。这种情形与新媒介相结合,必将促成公众史学的兴起。这是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将历史学带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Scholars of World History: Zhongguo Shehui Kexue and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New Era

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萌生, 始于19世纪中叶, 这和中国“救亡图存” 的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特点是与时代的脉搏同时跳动, 在各个历史时期, 它研究方向的主流, 从不曾脱离时代的主题,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社会责任, 从根本上要在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上体现出来。

关键词: 中国世界史研究 中国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

Modern Chines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bega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in theme of the times, that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ing its survival. Its chief feature was that it was attuned to the pulse of the times; in all historical periods, the main current of its research has never deviated from the main theme of the times, showing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society.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reflected in fundamental adherence to the direction of serving the people and soc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