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新解

哲学与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哲学的发展促进了哲学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语用学转向”有其深厚的哲学思想渊源,经历传统和现代的发展,形成了英美语言哲学,以德、法、俄等国组成的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以及中国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思想。这些思想体现了英美、欧洲大陆、中国语言哲学的融合,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融合,语形、语义和语用在动态的、语境化的、理性的、美学多维视野下的融合,系哲学与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为现代哲学与语用学的建构带来新的思想与发展平台,更为处理当前各领域的“文化转向”主流所引起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理据。     

后现代哲学的“诗意”风格：增补、异域、游牧——从庄子与后现代的会通角度看

西方当代哲学所谓的转向和“终结”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哲学“叙事方式”的“超越”。尤其在“科技理性”一统天下时,以逻辑、理性为主宰的“僵硬”叙事风格遮蔽、阻碍了哲学所固有的创造性,而哲学本应该是充满诗意的“创造”。后现代哲学的转向的特征之一就是将诗意重新赋予哲学,让哲学在诗意中重新呈现出来,此“诗意”风格与中国哲人庄子有着贯通之处。     

民族性与现代性：少数民族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少数民族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转型的重要个案,是中国哲学转型的重要部分。其理性省思的主题表现为在近现代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不仅传承和阐释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的多重冲突中接受和阐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从而体现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家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哲学思考。     

“科玄论战”的哲学省思

“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哲学维度上梳理了这场论战的基本内容,厘清了论战的基本线索。哲学视域中,“科玄论战”规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之趋势,显示了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而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2l世纪中国学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理性概念之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中国哲学理性观念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分型确立、伦理化、本体化、整合化和转型化五个阶段。本文专题探讨了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即以“物理”标名而为自然理性，以“仁理”、“法理”标名而为社会理性，以绝对“天道”标名而为本体理性，以“名理”标名而为逻辑理性。这些理性类型规范和制导了中国哲学理性范畴发展演化的基本格局。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建构与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密切关联，与伦理学畸型结合，这两点为其基本特征。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     

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日至29日在南昌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许多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这一主题以及“江右哲学”、“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道家哲学与佛教哲学”、“中国哲学的创新与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本文将这些创新性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这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哲学思考永远在路上

冯达文先生是中山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也是国内外知名中国哲学史家。他将“在信仰中成长”与“在理性中求进”的人生经验化为“以学术研究来支持价值信仰,用价值信仰来引领学术研究”的学术宗旨,依此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以理性化、知识化的形式很好地诠释了古代中国哲学家以直觉方式建立的价值信仰,而且在中国哲学的起源、孔孟思想的阐发、老庄思想的定位、汉唐宇宙论的发掘、明代儒学情本论的表彰等方面独标新见,在中国哲学史界具有独特的影响。更为难得的是,其研究都本自亦归趣于对人类健康生存与发展的深切关怀。     

将“功夫”引入哲学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面临的两难困境是,要将它纳入西方主流哲学狭隘的框架,便会丧失其独特性；而保持其独特性,则难以摆脱其游离于哲学之外的命运.要打破这一魔咒,必须将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引入哲学,参与哲学的“立法”.宋明儒家常用的“功夫”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涵,能够将实践与主体的转化及修炼的方法等层面结合起来,克服西方主流哲学执著于理性认知而忽视实践指导、把行为仅仅看作主体选择而忽视人的自我修炼这两大盲点.它可以从三个方面促进哲学的发展:功夫可以作为一个哲学的视角或取向,可以作为一个哲学研究的领域,也可能引导出包括功夫伦理学在内的一系列功夫哲学理论.     

先秦与古希腊哲学人生境界观之比较

先秦哲学在人为二践履精神指导下,从人的存在样式角度考察真、善、美的关系,认为美是人生的理想境界;古希腊哲学在认知理性精神指导下,从人与对象关系的角度考察真、善、美的关系,认为神性的善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中西哲学分别以“美”与“理性一宗教”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倾向,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在戏剧中“做哲学”：儿童哲学和教育戏剧的整体性耦合与实践进路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有创意的儿童哲学探索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校教育实践的青睐。为超越“儿童”与“哲学”的二元对立， 儿童哲学经历了从强调哲学性的“教哲学”，到复归儿童性的“有哲学”，再到强调实践性的“做哲学”的迭代发展。儿童哲学与 教育戏剧在“做哲学”中实现了价值诉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样态的整体性耦合。在教育戏剧中，儿童通过隐喻嵌入的“对话”穿 梭于“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通过身体嵌入的“游戏”穿梭于“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最终打开儿童“爱智慧”的哲学世界。     

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四个转向”

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回答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弃旧图新、继往开来的“转向”特质,成功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由“转识成智”转向实践智慧,有效促使中国传统哲学与外国哲学由“观点碰撞”转向“超越与发展”,有力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由注重“哲学之理”转向“工作方法”,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由“推动现代化”转向“创新性发展”。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成果,昭示着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     

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的新生活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命（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一是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中国古典哲学可被分为“人事论”和“人心论”两大部分：先秦两汉哲学以“人事论”为主,着重从客观方面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宋元明清哲学以“人心论”为主,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魏晋隋唐哲学则显示出“人事论”与“人心论”并重的特点。以人事论和人心论为基本内容的天人关系论,本质上是探讨人的物质活动（“事”）和精神活动（“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以追求理想的自制生活为基本精神,它与以追求理想的外制生活为基本精神的西方哲学应可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生活观,即理想的生活之道是自制与外制的统一。     

先秦与古希腊哲学人生境界观之比较

先秦哲学在人为践履精神指导下，从人的存在样式角度考察真、善、美的关系，认为美是人生的理想境界；古希腊哲学在认知理性精神指导下，从人与对象关系的角度考察真、善、美的关系，认为神性的善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中西哲学分别以“美”与“理性—宗教”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倾向，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论哲学的“理性”

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有着不同的释说,这是理性的相对性一面。但哲学本质上是“理性”的,这又是它的绝对性一面,或称为“绝对的理性”。作为人类理性最高层面上的哲学的“理性”,是“宇宙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反思的理性”,在这意义上说,亦是“绝对的理性”。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

文章所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一个方面。它所讲的“结合”是相互的,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也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途径和方法,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分析和论证,这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的中国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哲学的特质：情感与理性的合一——评蒙培元新著《情感与理性》

情感与理性的关系 ,是中西哲学史上争论的老话题 :在西方哲学背景中 ,两者的对立紧张关系引发了激烈的理性思辨 ,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思辨体系 ;而在中国哲学的背景中 ,理性与情感的融通则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大智慧 ,由此显发出圣人气象 ,遂成圆融境界。蒙培元先生新著《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2年 12月版 )专门集中深入地探讨了“情感与理性”在中国哲学中的相互关系。在研究方法上 ,采取的是纵向的历史梳理与横向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 ,而归结为一系列中国哲学范畴的清理。根据西方哲学中知识与价值、情感与理性的分离…     

称理而谈:牟宗三哲学方法论探要

牟宗三的哲学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树立起了方法论的典范,既联系并通向古今中外的哲学,又影响着现在与未来哲学的发展.其前瞻性的典范意义表现为:(1)寻找与把握不同哲学尤其是古今中西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契合点;(2)充分意识和探求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中运用的层面、边际与限制;(3)将多种方法进行合理的分布与统合;(4)实现方法论与诠释学的统一;(5)不失哲学的“自性”(中国主体性);(6)永远保持理性批判的开放性;(7)注重哲学方法论的学术性与时代性.这一典范体现了哲学系统的完备性与自洽性,以及哲学理性的内在力量和优美.其中包含的丰富内容及理性原则,不仅关系到未来中国哲学方法论必须正视和处理的关键问题,而且是未来中国哲学方法论的重要借镜与资源.     

体悟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韵味———基于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世界本原的论述简

在古希腊哲学中,最初具有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思想的哲学是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限者”学说,而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则奠定了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最初根基。另外,柏拉图的“理念论”、毕达哥拉斯的“数”,以及古希腊“原子论”学派的实体实在论也都具有哲学所追寻的普遍理性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