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决定价值吗?——与韦奇、时珍二同志商榷

发表在1981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上的韦奇、时珍二同志的文章《关于劳动表现为价值和价值决定》中,重新提出了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决定价值这个问题。他们说,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决定部门商品的价值总量,而且也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从而断言商品价值是由两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统一决定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很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韦奇、时珍二同志商讨。     

关于社会需要与价值决定——兼答张俊青、陆晓明同志

胡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年的二万八干亿元左右。”胡耀邦同志还说:“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就将提高经济效益在今后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明确地规定下来了。而什么叫做提高经济效益,它的主要之点是什么呢?赵     

再谈“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概念——与刘德福同志商榷

读了刘德福同志发表在《山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上的文章《也谈‘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概念》(以下简称刘文),很受启发。现在又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写在这里,以就教于同志们。刘文认为,为了弄清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涵义,必须“联系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作历史的考察”。我们完全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先看看刘文所作的“历史的考察”。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也谈“何所……”结构——与李人鉴同志商榷

《中国语文》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上,发表了李人鉴同志的“略谈‘所’字结构和有关的一些问题”一文。有不少论述,使我们受到启发,但有些问题,还有待商榷。下面,主要从“何所……”结构问题,谈一点异见。如所周知,“何所……”结构是疑问代词“何”与“所”字结构组合而成的。我们应当首先明确“所”字结构的性质及语法功能,才能正确地分析“何所……”结构。李文中说:“正因为‘所’字结构是名词性的结构,它的语法功能相当于名词,所以它能充当名词所能充当的各种成分”。接着李人鉴同志便举例说明“所”字结构可以充当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可以充当     

也谈“风骨”——兼与詹锳同志商榷

“风骨”问题,是《文心雕龙》研究中争论得最久最热烈的一个问题.远的不说,近几年来出版的多种《文心雕龙》注释中,就都论及这个问题,探讨“风骨”的专文也屡有所见.但对“风骨”的理解,分岐仍很大.争论的焦点:一是“风骨”二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二是“风骨”是否就是风格?本文试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意见,以就教于专家们.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

也谈集体主义——与郭永军同志商榷赵英兰郭永军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６年第１期上发表了题为《集体主义再认识》一文，对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集体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再认识。文章研究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得出了三个结论：（１）传统的“集体利益大于个人...     

也谈艺术风格——与李国涛同志商榷

艺术风格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它,探讨它,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无疑都是极为必要的。李国涛同志于本刊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艺术风格》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论述,谈了一些有益的见解,读了后颇受启发。但对他把艺术风格主要归之于艺术表现形式的看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本文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李国涛同志和其他同志。     

也谈“邓小平理论”的英译——与唐义均同志商榷

文化词语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外翻译史表明,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文化词语的翻译必须采用"异化"策略。文章从词语搭配和文化词语翻译的角度,分析讨论了"邓小平理论"的英译问题,并对唐义均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文章强调翻译政治文化词语一要准确理解,二要依据英语语言规律,创新词语搭配,创造新词或词组。     

也谈“李广难封”的原因——与高敏同志商榷

读高敏同志《“李广难封”的原因何在?》一文(见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史学栏),颇受启发。“李广难封”的原因,诚如高文所言,既非李广诱杀降羌八百而遭“报应”,更非李广自己也怀疑的“命数不好”。但是否如高文所言,一是因为“当时官府以年龄取人而不以德才取人”,“二是有嫉贤妒能的人对李广进行诬蔑陷害”呢?本人未敢苟同。     

也谈黑格尔“上帝”的涵义——与许凯同志商榷

读了许凯同志的《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截然不同’吗?》一文(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感到文章所论,对于深入理解黑格尔的“上帝”观念和黑格尔哲学的实质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在一些问题上,我和许凯同志又有不同的看法,愿提出来向许凯同志请教。 一 许凯同志虽然在文章中声称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但他基本观点则认为黑格尔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涵义基本上一致”,并从四个方面论证“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都知道,“上帝”这一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哲学家,对于“上帝”这一概念所赋予的涵义是不一样的。西方哲学史上不少的哲学家都曾把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推崇到“上帝”的地位,象斯宾诺莎就明确说过他的“实体就是上帝”。爱尔维修也把他的哲学体系推崇到“唯一宗教”即“世界宗教”的地位。可是,我们却不因为他们讲“上帝”,讲“宗教”,就说他们是上帝论者,基督教徒。与此同理,要考查黑格尔心目中的“上帝”涵义,首先就要考察黑格尔本人究竟是不是传统的基督教论者。如果黑格尔终身都     

也谈“彼其”“此其”——兼与王凡同志商榷

王凡《读〈古汉语虚词〉》(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4期)在评述杨伯峻先生《古汉语虚词》关于“彼其”的解释时,提出了如下看法:“‘彼其、此其、是其、夫其’这类现象,实为古汉语中的同类近义词连用现象(即同属一个词类、意义相近的两个或几个词的连用),这种连用现象,成为古汉语复音虚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个看法实出于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该书上册“其”字条认为“彼其”(或作“彼己”     

也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与孙应祥同志商榷

如何认识太平天男颁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史学界存在着分歧。最近,学习了《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孙应祥同志的《略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以下简称《略谈》)一文,我认为在一些问题的分折和提法上,是值得商榷的。现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谈谈个人意见,求教于孙应祥同志。 (一)《略谈》存涂述太平天国“有不少地区是禁止地主收租的”问题时,曾列举资料     

也谈应该正确理解偶然性——与张文军同志商榷

张文军同志在《争呜》1991年第1期上所撰《应该正确理解偶然性》一文,就哲学界通常理解的偶然性提出了种种质疑。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诚属可贵,但遗憾的是,张文军同志提出的几个主要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试析于后。     

也谈民族新闻——兼与张儒同志商榷

一、应当怎样确定“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张儒同志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上的《论民族新闻》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民族新闻的概念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族新闻“就是以少数民族为报道对象的新闻”。同时,为它规定了三个层次的外延。     

也谈人性和阶级性——与王磊同志商榷

《辽宁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的王磊同志的《人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一文,从哲学角度论述了现实中和文学作品中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问题。但是很遗憾,王磊同志文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违背了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客观事实,因而也必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不准备全面地分析王磊同志文章的所有观点,只就其中主要之点谈些看法,就教于哲学界、文艺理论界的同志。     

也谈汉代亩产量——与高志辛同志商榷

汉代亩产量问题,前人与近人多有考证,但说法不一。《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发表的高志辛同志《汉代亩产量与钟容量考辨》(以下简称《高文》)一文,应该说是研究和探讨这一问题的继续和深入。拜读之后,颇受教益。高志辛同志不拘泥于前人观点、勇于探索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但对文中所考辨的汉代亩产量问题,却感证据不足,故提出商榷。     

也谈词头和词尾——与任学良同志商榷

任学良同志在他的《汉语造词法》一书中提出:“词头是词干的前加部分”,“词尾是词干的后加成分”。词头和词尾都没有词汇意义,不能作造句材料,只能作构词成分。它们有两方面的作用,即表示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     

也谈马雅可夫斯基与贺敬之——与陈守成同志商榷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有贡献的诗人。他的诗曾吸引过我国的一些诗人,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过一些影响。作为当代著名诗人之一的贺敬之也确实与这种影响有关。当前,注意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新诗的发展是不无补益的。但读了陈守成同志《论马雅可夫斯基对贺敬之诗歌创作的影响》(见本刊1980     

也谈马雅可夫斯基与贺敬之——与陈守成同志商榷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有贡献的诗人。他的诗曾吸引过我国的一些诗人,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过一些影响。作为当代著名诗人之一的贺敬之也确实与这种影响有关。当前,注意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新诗的发展是不无补益的。但读了陈守成同志《论马雅可夫斯基对贺敬之诗歌创作的影响》(见本刊1980年第1期,以下简称《影响》)一文,反而产生了一些疑问,觉得其研究方法和对贺敬之的具体评价等尚有不尽妥当之处,现提出几点粗浅意见,就教于陈守成同志和读者。一《影响》一文是研究马雅可夫斯基对贺敬之诗歌创作之影响的专论,然而卒读全文,我对贺敬之到底在那些方面受到了马雅可夫斯基“最深刻的影响”,这影响对于贺敬之的创作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仍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