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观照下对翻译的新思考

从探讨翻译的本质出发，将翻译视为是一种信息的传播或交际活动，摆脱传统翻译研究者偏重于“译”的方法，将翻译过程纳入传播学的框架，从而可以拓宽翻译研究的视野。     

翻译传播学论纲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主要是跨语言的翻译传播,长期面对克服传播障碍、提升传播效果的根本问题,构建翻译传播学则是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翻译传播是异语场景中人类借助翻译实现的信息传递活动。翻译传播学是研究翻译传播本质及其规律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传播学的分支。以推动翻译传播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为宗旨,将翻译传播作为整体进行考察研究,阐释其本质属性,分析翻译传播与传播、翻译的关系,论述翻译传播学的学理支撑、基本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应用,初步构建翻译传播学的基本框架。     

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影视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路径研究

中国影视文化“走出去”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本质上,中国影视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是跨文化传播,遵守传播学的相应规律和原则才能提升传播的效果,因此传播学可作为中国影视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路径研究的理论指导。文章在遵循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深度整合传播学5W理论和翻译学等理论,从建立传播路径的前提条件、有效方式,拓展传播路径和提升传播效果等方面入手,深入研究与探寻建立中国影视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路径,切实提升中国影视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的效果。     

翻译受体反馈研究探索

翻译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信息传播.将翻译纳入传播学的框架,借鉴传播学中受众研究的理论探讨翻译传播过程中的受体反馈,能丰富翻译受体研究的内涵,拓展翻译研究的内容.对翻译受体反馈的实质、分类、作用以及反馈渠道进行分析,旨在在翻译研究中建立翻译受体的反馈机制.     

关于建立翻译传播学理论的构想

该文分析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 ,提出了建立翻译传播学理论的必要性。文章论述了建立翻译传播学理论的依据 ,阐述了翻译传播学理论的构架 ,描述了翻译传播的基本模式 ,并指出建立翻译传播学理论体系是对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从施拉姆的论断看传播学新使命——兼论"传播学的本质:研究人的信息化"

1982年,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来华讲学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学术断言:"传播的研究将成为所有社会科学见面的基础".本文从这一学术论断出发,较深入地阐述了传播学研究的本质,认为传播学应该以传播过程研究作为立足点,并把人作为其中最根本的着眼点,由此得出了传播学的本质是研究"人的信息化"过程这一基本结论.     

翻译传播学:理论建构与学科空间

翻译传播学是对翻译学学科理论建构和学科空间的一种新尝试,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学科研究范畴,即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各种翻译现象进行外观式的探察。借用传播学的基本信息传播模式,对翻译过程中各个信息传递阶段进行逐一论述,指出翻译学科的研究可以从控制研究、文本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等几个方面入手。翻译传播学是翻译学学科向更为精细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的结果,对翻译学的理论建构和学科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从传播学角度谈翻译的受体研究

指出翻译作为现代传播的一种方式,具有信息传播“动态”“共享”“交流”的共性,并借用传播学中受众研究的相关理论对翻译受体的特征和类型进行分析,强调完整的翻译过程应该考虑到受体的反馈,努力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和译文的功能,否则就是“无的放矢”。     

翻译中主体因素对文化信息传播的影响

本文拟用传播学中相关理论来分析翻译中主体因素对文化信息传播的影响。指出,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通常会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文化信息误解,文化信息损耗和文化信息附加三种情况。并进而指出,造成文化信息变化的原因与翻译中的主体,即原作者、译者和译语读者有密切关系。     

翻译传播学视域下政治话语对外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为例

翻译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心环节,在新形势下,政治话语对外翻译已经成为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基于翻译传播学理论,政治话语对外翻译拥有自身特定的翻译特点和原则,通过信息增加、信息删减、信息编译和改译等策略方法可以使政治话语传播效果大大加强。翻译传播学理论从语言和语意两个方面为政治话语对外翻译和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     

运用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理解传播的本质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试图从理论上探讨传播学在社会学中的渊源，并以韦伯、齐美尔、　米德、布劳等为例，发掘他们有关传播的本质──“互动”的理论，及其对传播学理论的影　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传播学仍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长处，以确立自身学科地位。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文新词英译

新词是社会活动的脉搏,敏感地反映着社会中的新事物、新现象、新概念和新思维。中文新词的英译能及时、准确地向国际社会传播和介绍中国的发展现状。本文拟从传播学入手,辩证地探讨中文新词英译,分析翻译过程中可能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因素。     

彭斯诗与歌Auld Lang Syne的国际传播

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国际传播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互鉴的重要指标和见证之一。罗伯特·彭斯的诗与歌Auld Lang Syne当属文学作品国际传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Auld Lang Syne的国际传播充分诠释了拉斯韦尔的传播学理论，是传播学的经典实践。其传播主体包括多类个体和各种组织，很多情况下传播对象也成为传播主体；其传播内容既有文字内容(包括翻译文字)也有歌曲和旋律；其传播渠道呈多元化发展，包括出版物、演唱会、电影插曲、仪式活动等；其传播对象非常广泛，包括一切能读能唱者，无分长幼，不论男女，不限地域；其传播效果是多重的，既带来经济效益，也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对后世的文学和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Auld Lang Syne在全球的成功传播为中国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启示。     

试论铜鼓的组织传播

铜鼓的组织传播研究涉及铜鼓学和传播学的内容及范畴,借用铜鼓学的成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铜鼓的组织传播这一新概念,并初步对铜鼓组织传播的规模、范围、内容、意义、击打艺术和消亡原因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清晰地揭示铜鼓组织传播的现象、规律及本质,为关于传播学的研究提供新的领域。     

从传播学角度看翻译

文章主要从传播模式、传播功能、大众传播和传播对象论等四个方面对传播学理论体系下的翻译进行了探讨。同时指出,因为完整的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译语读者和原文读者的感受趋于一致,所以衡量译文的质量还应该考虑译语读者的反映。翻译与大众传媒相结合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促使个人的社会化和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因而在翻译研究中强调译语读者的作用是必要的。     

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双向对话--论建立传播学的翻译观

长久以来,翻译研究着重于“译”的方法,追求“信达雅”的境界,对翻译的“传”的研究未能给予充分重视。然而,翻译实质在于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如果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翻译活动,我们就可以将翻译过程引入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从理论上解释翻译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为“直译”“意译”、“摘译”“改译”等译法寻找到理论依据。     

“第三空间”视域下辜鸿铭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

辜鸿铭先生学贯中西、阅历丰富，他恪守现代传播学中职业“把关人”的必备的素养资质，采用归化翻译和写作策略，把中国文化带到“第三空间”,让中西两种文化就彼此的差异性进行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运用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等现代传播学理论，探讨辜鸿铭“归化”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中华文化的宝贵借鉴。     

传播学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探究——以《老残游记》两译本为例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译者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翻译研究者的重视,译者主体性成了翻译研究的新课题。以《老残游记》两译本为例,从传播学角度讨论译者处于"中介"的位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各个传播要素的影响,包括原作者的创作目的、译者的传播目的、译文的传播效果等。     

从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角度看新闻翻译的把关实质

当今，新闻翻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在传播学和翻译学领域，都没有足够重视新闻翻译的实质。本文试图以传播学中的把关理论和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为基础，揭示新闻翻译的把关实质，以期对将来的新闻翻译理论及实践提供一定的启示和指导。     

文化外译与传播研究路径探索——“中华文化翻译与国际传播”高端研讨会述评

近年来,国内的中华文化译介与传播研究趋热,成果较丰富,但有待加强和推进。对近期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专题研讨会上的重要论文进行述评,由此管窥、分析本领域研究最新进展和存在的不足,发现当前研究聚焦于理论建构、中华典籍和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与传播、受众接受等,但研究取向上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普遍重翻译,轻传播;重传播结果,轻传播过程;讨论传播效果却缺乏可靠的接受研究。进而探讨社会学、传播学和综合路径应用于本领域研究的潜力,指出社会学路径和传播学路径较为成熟,但拓展和改进的空间还很大,综合路径尚有待探索,有望取得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