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理论取向与独特的理论品格──论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多元的理论取向与独特的理论品格──论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沈明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富于独立意识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从３０年代起直到５０年代中期，他结合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及建国初期的文艺实践，对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规律作出了独立的思考。本文拟...     

个性主义的盛衰

个性主义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具有反封建的作用。但当社会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人们就看到它的不足之处。不过，个性主义在文学中又是不可缺少的，后来由于不断地批判个性主义，导致文学缺乏独立意识，并影响到社会生活，蔑视了人格尊严，后果非常严重。本文即从我国现代文艺思潮中个性主义的盛衰历程，来探讨其中的是非得失。     

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

<正> 一新加坡的华文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然而由于受着热带风雨的滋润,以及当地马来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陶冶,也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新加坡华文文学既具有与中国文学一脉相承的特质,又呈现了与中国文学迥然不同的独特风貌。抗日战争前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受到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只能算是中国文学的支流。战后,经过一九四七年“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经过一九五三年的反黄运动,到一九五六年提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     

王实味事件悲剧成因及当代启示

在延安文艺建构过程中,王实味坚守文学的尊严、坚守文学的使命、坚守文人的个性、承继鲁迅的精神到底,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启蒙追求。对王实味的批判改变了延安文艺多元化的文艺生态,王实味事件标志着中国文艺道路的转向,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深远的影响。     

“微言”考论

微言是口语阶段流行的言说方式.微言源自仪式化语言,是人类进行独立语言思维的第一步.当人们用微言去表达自己的神权意识、等级意识、军事意识、文艺意识的时候就形成了神权微言、等级微言、军事微言、文艺微言.对于言者,微言要与舞乐结合才能完全达意.对于听者,微言的含义只有那些知言之谓者才懂得.在言意关系方面,微言提供了一种比兴、暗示、提喻、以少总多、以隐示显的表达方法,对文学写作影响很大.在文学特征方面,文艺微言以其虚拟性、情感性、游戏性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础.认识了微言,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孔子在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先秦文学的特质.     

变异与渗透──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与中国

变异与渗透──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与中国何文林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在世界近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思潮。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可以说世界文学出现了一个自然主义文学的时代，它最早出自法国的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８０年代之后走出法国的...     

新加坡华文小说的今昔

<正> 根据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的考证,新加坡的第一篇华文白话小说,是双双的《洞房的新感想》,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新国民杂志》。从这时候算起,新加坡的华文小说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新加坡经历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时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苦岁月,经历了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也经历了独立后努力建设新兴国家的艰苦奋斗。新加坡的华文小说,反映了这一丰富多采的历史进程。以她独特的风貌,出现于世界文学之林。在这六十多年里,新加坡的华文小说虽也几经沉浮,几经曲折,但总的发展趋势却是向前、向上的。正如新加坡文艺评论家赵戎所说的,马华文艺“从描写身边琐事,以至刻划大时代的历史的风貌;从     

两位文化巨人 两种文学传统──孔子与柏拉图的文艺观

两位文化巨人两种文学传统──孔子与柏拉图的文艺观何文祯孔子与柏拉图，这两位古代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巨人，不仅给后人留下许多探索社会人生和安邦治国的格言，显示其作为思想家、教育家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同时对文艺也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构成了他们关于文艺的...     

论冯雪峰文学批评的现代性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代表,冯雪峰的文学批评充分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主体观念和反思内涵。冯密切结合中国社会革命现实以及文学发展实际,以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为整体性视角,一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现代化、文艺与政治关系等重大批评理论问题进行了独立的、富有创见的探索,另一方面也通过理论译介、文艺论争、作家作品批评等方式,表现出批评者自身的现代性主体意识和反思观念。冯的文学批评充分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实绩,同时现代性隐含的矛盾也内显于批评自身。     

新中国27年的文学运动:走向极端政治化的文学规范及其崩溃

新中国 2 7年的文学运动是在不断强化文学的政治意识功能 ,弱化甚至排斥它的审美本性的过程中运行的。虽然在 50年代中期崛起的探索性文艺潮流试图对现实主义原则加以重新探讨 ,但很快便在反右斗争的浪潮中消失了。 60年代初期的文艺调整再次试图激活文艺的生机 ,但在法西斯专制主义文艺思潮的围剿下 ,不仅使文学置于荒漠的境地 ,而且使这种规范自身走向了崩溃     

史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的前结构

中国文学批评中保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存在着一个先天的前结构,即传统的史学批评。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的自觉先于文学意识的自觉,史学批评的观念与方法渗透于后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各个方面。从思想渊源来看,史学批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论我国文学形态与观念的历史嬗变

不同文学观念的形成,不仅基于人们对文学形态的认识,还与人类对世界万物的认识息息相关。文章分析了我国文学形态与观念的历史演化过程,阐述了20世纪我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性质到形态,从生产到消费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而揭示出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使我国文学终于从古典走向了现代,完成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划时代的历史转换。     

论林语堂的纪实文学创作——兼谈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人们之所以在对林语堂的评价上产生分歧,林语堂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无地位,首先是观念问题,其次是评价标准与学术视野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是继梁启超之后,致力于融汇中西文化,将中国传记文学推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人物,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不仅开了以散文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路,而且也开了现代长篇纪实散文创作的先声。因此,单就纪实文学创作而言,林语堂就为中国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如果联系小说等虚构文学创作,我们则更须重新评价林语堂的历史地位与文学成就。“林语堂现象”启示我们：在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除了要更新以虚构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与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领域外,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科学的史识、史观与评价标准。     

开拓外国文学主体性研究的新方向

文学的主体性是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 ,内在变化的依据 ,也是理解文学的关键所在。在外国文学的教学和普及中 ,亟待加强主体性的研究和倡导。文学主体性在历史生活推动下 ,与人的主体意识一道发展 ,经历了历史性变迁 ,代表着文学的历史水平。对外国文学的主体性研究将深化对作家、作品、人的本质以及文学存在条件的理解     

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和文学家。章太炎作为一位文学家,他的文学思想是复杂而充满着矛盾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力,乾嘉朴学传统的治学路向,经学家和小学家的目光,加之他思想中保守和复古倾向,使他的文学思想既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鲜明的个性特色,同时也带有传统文学观念强大的历史惰性。文章从五个方面来阐释章氏文学思想的成就和局限:即文学的发展观与文学的退化论;精辟的诗论;“跳踉搏跃”的“雷霆之声”;小学家的文学观;承认言文合一与鄙夷白话文。     

“史化”文学与文学“自觉”——论先秦两汉文学的特点

中国社会形态早熟,神话大量亡佚,部分得到历史化改造,促成史学高度发达,先秦文学深受其影响,具有"史化"的特点。汉代文学不仅符合所谓"文学自觉"的三个标志,而且还有多方面的创新,如具备了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意识及技巧,形成了文学创作的文人队伍,确立了文学的基本体裁等等,开创了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     

辟失语论——对曹顺庆先生的学术批评

话语是在语言之中并由语言以其在历史进程里形成的语法规则及其历史语境所设定的。作为话语之一种的文学理论话语自然无法跃出其民族共同语所形成的规则系统。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是由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所设定的。具体而言:在古代中国,古代汉语设定了古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在现代中国,现代汉语设定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在最根本处,即从语言本体论的高度来看,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话语。既然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话语,那么何来失去话语一说.     

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

在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背景下,革命者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提倡白话文为革命起点,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这场革命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工具性作用,使得语言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胡适、陈独秀等革命者的话语暴力推动了革命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语言暴力在革命中逐渐走向极端化、激进化,给革命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其间虽有学衡派制衡的努力,但终究难以扭转这一趋势.探讨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不仅能够揭示语言在革命语境下的暴力属性,更可以从语言暴力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