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三教一家”的奥秘

吕明灼在《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撰文指出，崂山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一家”的格局：第一，三教共“和”。中国是一个讲“和谐”社会、讲“中和”哲学的国家。我们自古就有“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之说。     

解读《论语》中的"礼"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是周礼的重要传承者。面对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礼”救世,希望能建立一个理想的礼制社会,“礼”是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论语》作为反映孔子哲学的著作,对研究孔子礼学思想有重要价值。文章从《论语》中“礼”的内涵着手,探讨“礼”在《论语》中的美学意义。     

《明史》中的“和”文化研究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是我国官修时间最长的史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对《明史》中的“和”文化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这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2182次。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主要对《明史》中的外交之“和”进行了探微。同时，《明史》之“和”从增补词条、书证晚出以及疏漏释义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正。     

大写的“人”——读《史记·孔子世家》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寄寓个人感兴 ,以“诗心”作史 ,塑造了一个伟大的“人性”丰富的文化巨人 ,孔子的形象代表着中国文化史上“人”的高度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论天人之际》与《说巫史传统》述评

针对余英时先生《论天人之际》与李泽厚先生《说巫史传统》论述从巫文化到孔子“仁”的“轴心突破”,提出五点评述意见：1.“仁”起于情而非情,乃道德律则;孔子“仁说”乃社会大变动所致;2.中国官方巫文化与古希腊不同;3.“德”的历史考察;4.《周易》完成了由“巫”到“数”到“德”的转化;5.中国古代“天人”亦是“两个世界”。     

论孔子“和”的音乐观

“和”是孔子乐论的核心理念，是中庸哲学在音乐思想中的体现，它奠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基调，影响悠长深远。“和”的音乐思想生长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也给这片丰饶的土地带来久远的和谐风韵。     

社会共生研究的当代性

针对社会共生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利用文献分析法,对“共”“和”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共生思想的文化因子进行解析。研究认为,中国共生性的“和文化”是包括个人的共生和国家的共生,人类面对的即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生社会;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不断优化共生关系的空间,这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处理国际关系中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     

“和”——孔子“礼”、“仁”思想的最终旨归

“和”作为传统思想的主要观念之一,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文章以《论语》文本为基础,分析了“和”这一观念诞生的文化渊源及具体文化情境,通过分析《论语》中“和”的内涵,进而厘清“和”与“礼”“仁”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     

试探高师音乐欣赏教学的新途径——国学音乐“和”之体验

中国文化是以“和为贵”作为价值目标的。在《尚书》中提出要“协和万邦”,把“和”作为“天的意志”,即最高的原则。从《诗经》之中也可以看出“合奏、和乐”的思想。儒家尊者孔子,也以自己的博学,拓展了“以和为美”的理论。孔子谈美,论诗,品音乐,其侧重点均不在艺术本身,而是在于艺术的社会价值。孔予非常重视音乐与诗歌对人的道德、情操、人格修养的社会作用。孔子认为,音乐与诗歌才是最美的,才最适合于礼教与乐教．．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有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因为孔子的教育是“立人”的教育而不是纯粹的知识与技术的传授,所以他把育人的中心放在了人的心灵和生存方式上．     

《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     

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

正史“西域传”从严格意义上说始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取决于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均由班固开创，而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     

战国诸子著作的“三言”模式及其孔子形象的“重言”意味

《庄子》称其文由"寓言、重言、巵言"构成。其实战国子书大都具有《庄子》所说的"三言"模式。只是不同的子书中,三言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诸子三言之体其实在史传文学中也有对应的形式。这是因为,诸子著作与史传文学一样都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在战国子书中,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倾向,就是孔子或多或少是作为"重言"的角色出现的。战国诸子大多借孔子故事和孔子之言以自重,或者让孔子成为其学说的代言人。这是因为,孔子在战国时期已极具影响力。同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儒家学派又是争鸣、论战的百家之一。孔子的这种二重身份使其在诸子著作中成为复杂多变的形象。     

《明史》中的“和”文化研究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是我国官修时间最长的史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对《明史》中的"和"文化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这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2182次。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主要对《明史》中的外交之"和"进行了探微。同时,《明史》之"和"从增补词条、书证晚出以及疏漏释义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正。     

“亲亲之根”——再谈《论语》中的“父子相隐”

世初之初,我国学术界围绕孟子论舜的案例和《论语》“父子相隐”的观念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儒家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实际上,普遍与特殊这种西方式的两分模式并不是解读任何文明、文化、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对孔子思想的真实理解应回到《论语》文本本身。“亲”“仁”“爱”“礼”只有层次上的差别,无根本性质上的对立,“亲亲”是“仁”“礼”之根源,血亲是人伦之情的发源地。重视家庭的儒家传统文化,超越一切功利的“亲亲之光”对缓和当今多元主义文化的冲突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浅谈《神仙传》中的“和”文化

《神仙传》可以称为上古至北宋间神仙事迹之集大成者，同时也蕴涵了丰富的语言学资料。基于此，从《神仙传》中的“和”这个词出发，对《神仙传》所体现出的当时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作一初步探讨。最后发现，“和”在不断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而形成了不同类别的“和”文化。     

元代春秋学的黄泽、赵汸学派

元代学者黄泽、赵汸于春秋学卓有建树,自成一派。自汉代以来,治《春秋》之学者,动言“微言大义”,众说纷纭。黄泽力排众议,认为治《春秋》当先弄清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要弄清史实,就要回归《左传》。他认为《左传》首先由史官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成之。这种说法与现代学者认为《春秋》为战国人所撰的观点不同,似更合理。赵汸师承黄泽,他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主张“尊王”亦“尊霸”。并提出孔子当年要得志,会先“修桓、文之业”,由霸道而致王道。以往治《春秋》者或认为《春秋》字字寓褒贬之意,或认为《春秋》只是“实录”。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其所著《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此二者区分清楚。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浅析《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章

《叶公语孔子》一章出自《论语·子路》篇,引申出了“直躬证父”这一耐人寻味的话题。本文通过对“直”、“隐”这两个关键词的分析,深刻解读《叶公语孔子》。本文还阐述了亲属相隐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