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毁佛的历史考察

“三武一宗”毁佛的历史考察求士，明德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始盛于动乱的十六国时期。其渐兴，与所谓的胡汉之争，华夷之辨有直接的牵连。道教被认为是汉族的宗教。佛教则是外来品，被认为是“胡神”，非汉族的皇帝往往通过佛教来为自己的统治制造合法的根据。后赵石勒、...     

《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评介

贾应逸、祁小山著《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已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研究丛书”之一。本书分为“印度和中亚篇”和“中国新疆篇”两大部分 ,概括论述了佛教发源地———印度到中国甘肃以西古代称为西域的广大地区的佛教艺术。本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论述深入 ,信息含量比较高。书前刊有彩色图版 3 3幅 ,包括印度、中亚和新疆的壁画、雕塑的精品 ,帮助读者对本书内容的了解。该书是这一范畴里研究著作中的优秀之作 ,它的出版对研究佛教艺术的产生、发展、传播以及艺术特色等都有重要的意义。佛…     

从考古遗存引发关于南北两路佛教初传问题的思考

佛教初传时期,南方和西域通过不同的途径,依靠各自的传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传根据地,并继而将佛的信息传递到中原,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陆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后。     

佛教早期语言策略与早期汉译佛经的来源

佛用梵文传过法。佛在世时已经有佛经存在。混合梵文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天竺高僧所汉译之佛经必是翻译自梵文佛经,而西域高僧也是以天竺梵文佛经为最根本最可靠之依据。在佛教输入中国之早期,西域只不过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绝不是文化概念。     

后赵开凿大伾山大石佛刍论

浚县大伾山具有开凿大石佛的自然条件,而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的动荡环境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以佛图澄为代表的异域僧人进入中原后,引起石勒等后赵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特别是后赵占领浚县后,利用所开凿的大石佛来实现中原地区思想统一的目的更体现了佛教的作用.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如果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大石佛开凿也起到了群体效应的作用,使黄河流域相关的佛教造像迅速普及开来.     

从授记到结构化——佛菩萨信仰的演化——以于阗佛菩萨信仰为例

本文通过对于阗佛教中佛菩萨崇拜的分析,指出早期的菩萨崇拜是未与佛崇拜结合并未经体系化,体现的是佛菩萨对王权的护佑、对国祚的振隆之意义。这种模式建构了佛教菩萨与名山的关系;随着佛教理论的传播和体系化,菩萨崇拜与佛结合起来,进入结构化组合模式。由于其理论受不同经典体系的影响,这种组合模式在石窟和殿堂中运用较多。     

古代佛僧“帛”姓考辩

古代佛教僧人在东晋道安提倡姓“释”之前,按照“从师命氏”原则,都以师父之姓冠为己姓.汉文僧传中出现一批“帛”姓僧人,其籍贯有印度人、西域人、龟兹人、中原人.但是后来有学者将凡冠以“帛”姓的僧人,均推测为龟兹人.以后以讹为真,长期误传.其不仅使僧人籍贯上的错讹流传,也因这些僧人的佛学派属、译经性质而造成龟兹佛教历史、思想体系论述失当.给龟兹佛教史研究带来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本文根据历史文献、佛教经典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考辩,以纠正长期的不实之词,还古代僧人“姓氏”问题的真实内涵.     

释迦牟尼正义直探

一、正义的史证一提起“释迦牟尼”,大家就认为他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之主,或者说他为“佛教”的创始者,但毕竟这是一个误会.其实他是一个觉悟的人,而不是什么丈六金身的大神,我国把释迦牟尼误会为神的历史十分长久,后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帝梦金人飞行殿庭,太史傅毅受诏对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帝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榔绞?公元67年)蔡愔等于大月氏园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并得佛象经卷,用白马驮着还洛阳,帝建白马寺作精舍供养,并译出《四十二章经》,这是中国历史把释氏说成神的较早记载.     

“佛主出世”说辨析

“出世”可以做不同的读解。当其意为不关心或远离世俗生活之时,谓之“佛主出世”是不符合佛教学说思想之实际的;当其意为超越世俗生活观念及追求之时,“佛主出世”则反映了佛教“出世间”的核心观点主张,突出了佛教修行乃了明心性、超越表象以证入至真之境的思想宗旨。     

后周世宗文明限佛析论

后周世宗限佛是“三武一宗之厄”中最为温和、文明、理性的一次。其限制整肃措施既严厉又有序、周全、斯文。对无寺院的地方还批给赐额增设寺院。实行“学而优则僧”。建寺赐额、剃僧度牒、出家试经成为限制驾驭佛教的三条羁縻。对和佛道二教有关的愚昧野蛮迷信巫术狂热行仪都予以禁止。既销毁多余的铜佛像 ,又废止官府的铜鱼符以铸钱 ,合理配置铜资源 ,妥善处理停废的寺院。文明限佛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更富有经验 ,没有鼓动者 ,佛教已基本中国化 ,寺庵僧尼已不太多。     

佛教基督教解脱论基本范式比较

解脱论是宗教教义的核心。佛教和基督教在解脱论之间存在以下四方面的主要区别 :一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与解脱的范式 (简称“信解范式”) ,即佛教的“人→神→人”范式与基督教的神→人→神”范式 ;二是两种信解范式所不同的理论基础 ,即“佛性论”与“《圣经》解释学”;三是两种信解范式不同的出发点 ,即“性非善非恶论”与“原罪论”;四是对佛、基信解范式发展影响最大的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 ,即“中道涅 般木 观”与“过程神学”。佛、基解脱论在这四个方面分别具有比较严格的逻辑关系 ,从而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宗教修行方式和客观结果。但…     

交河塔林与密教东渐

通过对密教特点和密教五佛五智的分析,认为交河塔林是以塔的形式表示五佛五智理念的密教曼陀罗;从印度密教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和交河佛教的兴衰角度论证了交河塔林的建造年代;阐述了西域密教的流行状况及对汉地的影响,认为交河塔林是西域密教对印度密教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发展的标志;考证了五塔同踞于一座台基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认为交河塔林十分突出、明确地标示了这类塔的原始宗教功用。     

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

在3—6世纪的佛教传播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和来自西域等地的所谓“胡人”确实发挥了比较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4世纪北方佛教的发展过程中更是如此。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胡人是较早接受和传播佛教信仰的群体,在北方尤为明显;第二,胡人南下造成的惨烈社会现实,迫使北方人民寻求一种寄托和安慰,客观上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     

高昌火袄教遗迹考

据《魏书·西域传》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高昌民间信仰的“天神”属于火袄教。据敦煌吐鲁番文书，高昌城及附近乡镇分布有火袄教寺庙，其中一座名叫“丁谷寺”。丁谷寺供奉的是高昌火袄教神袄——丁谷天。吐鲁番著名佛教石窟——吐峪沟千佛洞所在地，也即《西州图经》所谓“丁谷窟”。1981年吐鲁番文管所在吐峪沟发现一个火袄教徒的墓地，长60、宽20米，在吐峪沟乡之南2公里处。今称“吐峪沟玛扎墓地”。     

佛教与岭南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它起源于印度,大约在汉代开始传入中国。过去人们通常认为,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多由陆路,是通过西域间接传入中国的。其实,这样论述佛教的传入过于简单,我们认为岭南在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过程中也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佛教传入中国的史迹,除去种种的传说,较可靠的史实主要有:东汉明帝时(公元一世纪)分封在彭城的楚王英奉佛;东汉后期(二世纪中叶)桓帝词浮屠、老子;同时襄楷在给桓帝的奏     

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本土化的几点贡献

梁武帝萧衍是一位奇特的历史人物,居帝王之尊却醉心于佛教,甚至三次舍身入寺。有人说他因崇佛佞佛而亡国,他却毫无遗憾至死坚守戒律。在他的一生中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其在位期间大修佛寺,广塑佛像,为僧人制定戒律,与不信佛者辩论。梁武帝对佛教经典有独到的见解,尤其精通《般若经》《大涅榘经》,并提出独特的“神明佛性论”思想,他对佛教在汉地的进一步传播做出重大贡献。     

论"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五四”作家之普遍近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中既有以夏尊等为代表的信仰佛教并对佛教有精深理解的作家 ,也有以郁达夫等为代表的虽不信仰佛教 ,但由于对现实的失望而欲在佛门找到心灵的归宿的作家。而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尽管坚决反对佛教空观思想 ,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但是强烈的皈依心态却使他们对佛教的否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现代文学史上 ,只有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少数作家自觉地以佛家之“空”解构传统之“有” ,从而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心态 ,这是极其难得 ,也是极有意义的     

渐顿之悟与艺术灵感

<正> 佛教认识论之于悟道成佛有“渐”、“顿”之说。“渐”,指早期佛教认识论中对佛教教义的“渐悟”,即一级一级、一部分一部分地领悟,“顿悟”说出现以后,“渐”偏指参究学习,即“渐参”。“顿”则不包括参究,仅相对于“悟”而言,指霎那间领悟佛道。佛教认为,悟之“顿”本自参之“渐”,佛教在此基础上,对“悟”的心理现象及其心理实质作了深入的剖析,由于艺术灵感的爆发及其心理过程与佛教悟道之间具有若干相通之处,因而佛教的“渐顿”之说也就具有了艺术灵感论的色彩,并启发、孕育了美学上的灵感论。     

从“六祖革命”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佛”为本。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禅宗慧能的六祖革命,却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至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将传统重“神”重“死”的佛教改造成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转变。到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去恶行善”的道德精神、“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和“人间净土”的现实精神,而这些精神均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所以由近代“人生佛教”向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生”向“人文”的转变。     

佛教常识答问(一)

《佛教常识答问》是作者十余年前所写的未完成之稿。当时因与外国佛教人士谈话时,翻译同志多以缺乏佛教知识,感到困难,这篇东西,主要是为他们提供一些便利而作的。原来计划用八个题目写,已写成的有:①“佛陀和佛教的创立”,②“佛法的基本内容和佛教经籍”,③“僧伽和佛的弟子”,④“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衰灭和复兴”。还未写的有:⑤“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⑥“中国和日本、朝鲜、越南的佛教关系”,⑦“中国和南亚各国的佛教关系”,⑧“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佛教关系”。作者打算最近着手继续写成。现将已写就之稿,登载本刊,作者希望能够得到同志们不吝指教,以便修正错误。《佛教常识答问》这个书题,要求它的内容尽可能地作客观的介绍,而不作主观的论断。这是为了使读者能够获得一些较为切合实际的有关知识,同时也许可能为批判研究提供一些比较朴实的素材。作者认为自己的水平有限,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但主观上则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