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世侯与蒙元关系的演变——以世侯征伐镇戍为中心

助军是汉人世侯向蒙廷应尽的六项义务之一。世侯助军与否,是考察蒙廷(中央)与世侯(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指标。蒙古灭金后至元世祖中统初年,汉人世侯的大部分军队镇戍在河南和江淮一带,征伐南宋。蒙古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将世侯军队分割在不同战线,以分解其兵力。忽必烈征战阿里不哥时,将史氏、张氏、严氏等河朔山东大藩军队中的精锐改编到他的武卫军中。汉军久从征伐,率皆困敝,且损失严重。随从助军的世侯所拥有的军队,不足以作为他们割据的资本。元世祖在平定李?之乱后顺利罢侯置守,与汉人世侯的征伐镇戍关系甚大。     

元代贺氏家族的兴起及原因探析

京兆贺氏家族是元代至为特殊的汉人世家。贺贲由地方小世侯入仕 ,其子贺仁杰和孙贺胜都仕至上都留守 ,中虽有贺胜被杀 ,贺胜子贺惟一又仕至中书左丞相 ,其中主要原因是贺家进入了怯薛。探讨贺家的兴起与中衰 ,可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蒙元时代的政治特点     

大蒙古国时期诸路课税所的职能及其"地方化"问题

大蒙古国时期诸路课税所的基本职能是征收课税 ,它不具备监察职能 ,不参与征收科差 ,在税粮征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课税所与诸王、世侯关系颇为复杂 ,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情况都有所不同。课税所的地方化不是普遍现象。课税属大汗 ,课税所隶燕京行省在整个大蒙古国时期没有根本变化     

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

金末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首领多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间反覆变诈,叛降不定,一方面与南宋等三方对红袄军的态度和招降政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山东淮海一带的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已经百年,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皆已淡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益都世侯李?统领的军队是大蒙古国的地方军;元世祖中统三年发生的李璮叛乱,并非红袄军活动的一部分。贞祐二年火烧孔庙是蒙古兵所为,跟红袄军没有关系,元人明确记载其事,并未隐讳。     

金初行台尚书省与汉地统治政策

汉地枢密院和行台尚书省是金朝初年为适应统治汉地需要而设立的特别机沟，其设置沿革、地位升降、人员任用等均与金初对汉地的统治政策以及金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有密切关系、关于汉地枢密院．本师李涵先生在《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见《辽金史论集》第4辑）一文中已加考述，本文现对行台尚书省的有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一、行台尚书省的设置沿革《金史·熙宗本纪》天会十五年（1137年）十一月丙午，诏“废齐国，降封刘豫为蜀王”，同时，“置行白尚书省于洋”。此为金朝设置行台尚书省之始。之所以称为行台尚书省而非如燕京枢密院那样称…     

回忆与反思：《义序的宗族研究》及其价值——林耀华的学术贡献及其启示

2010年3月27日,是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在学术界追忆林先生时,笔者也略做思考,以表尊重之意。林耀华、吴文藻、费孝通等都是燕京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深受结构一功能论的影响,注重从经验层面来研究汉人社会。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也让中国人类学在当时获得了世界性成就。     

乐浪、带方二郡覆亡前后当地汉人集团的动向与势力发展

3世纪后叶以来,随着高句丽势力的南下,原居住在乐浪郡的汉人集团已经出现向带方郡南移的态势,而4世纪前叶乐浪、带方二郡的覆亡则加剧了汉人的逃亡。残余的汉人集团于带方郡故地的黄海南道北部逐渐形成聚居区,加之此时中国北方大陆的汉人新移民也不断迁徙至此,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朝鲜半岛西北部汉人集团势力在4世纪中叶出现短暂的中兴期。     

试析金末元初汉人世侯的人格特质--以张柔、张弘范父子作为个案

张柔父子是生活于蒙元时期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他们与真定史氏等并为河朔地区的大世侯.从人格特质入手探讨此类人物,可以使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和评价事于蒙元政权中的汉人世侯群体,亦可对"民族气节"做出历史性思考.     

燕京行尚书省的建立及其职权

燕京行尚书省的建立及其职权张金铣一、燕京行尚书省的建立及其管辖范围金朝灭亡前，蒙金之间展开了持续二十余年的战争。战争初期，蒙古“所获城邑，即委而去，未尝置兵戍守”①，至多以归附之人留守所下之地。至１２ｌ５年，蒙古真正占领的只有金北京、中都及西京周围的...     

元代汉人、南人持弓矢问题考

自元世祖到元末顺帝,针对汉人、南人持弓矢的禁令层出不穷,内容多样,学界对此多解读为元朝社会的民族歧视、阶级压迫.实际上,汉人、南人从官员到民众仍然执把弓箭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从追忆传统、聚会娱乐,到买卖谋生,甚至偷盗犯罪,可以说,弓矢文化在元代从未被消灭过.以弓矢为视角,蒙古文化、汉文化甚至有某种共通性,说明堂而皇之的制度规定不能代表现实社会的实际.汉人、南人持弓箭的具体内容,值得进一步探析,以期更全面地认识元代社会,亦能对既往将此作为阶级矛盾论调的研究做出些许修正.     

汉族家族与乡里制度关系探析--兼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国家由于其统治能力和地方财力的限制,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在广大汉族地区,县以下的治理则是建立自治型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乡绅为骨干的家族治理机制。由于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治理与汉族的乡里制度各有特色,互相映衬。     

元朝法律中的民间婚姻生育制度

统一全国后，蒙古统治者结合蒙古法与汉法，逐步建立了元朝民间婚姻生育的法律制度。法律详细规定了民间婚姻的总体原则、婚姻程序、离婚、改嫁和多娶妻妾等相关事宜，并对生育采取了多种保护、优待和鼓励政策。这不仅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对民族大融合都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从民族关系角度看道教与北魏的政治结合

北魏发展到太武时代,北天师道进入北魏与北魏政治结合,用神学为北魏政权作正统辩护,这是北魏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成为促进北魏汉化和胡汉上层关系发展的一支力量。其与拓跋统治者的关系,既有被利用的一面,也有主动有为的一面,这就是以神学服务于用夏变夷。     

论隋至清北狄裔族的地位及其历史贡献

隋至清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虽不时有对抗和征战,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与融合是历史主流.清政权已是以满、蒙、汉为主体而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北方民族在创造中华文明中做出重大贡献.     

和亲文化与婚姻文化比较研究

和亲文化是在和亲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中积淀而成的一种独特文化。由于和亲文化具有开放性、交融性、"变夷从夏"、多元性、政治性及远距离通婚等特点,所以,和亲文化在诸多方面又与婚姻文化有较多差异:一是婚姻文化中的婚媾主要是同一民族的男女结合,而严格意义上的和亲文化中的婚媾皆为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之间男女的结合。因此,和亲文化在血统上都是混血的;二是婚姻文化比较重视聘财的多寡和门当户对,而和亲文化则更多考虑政治、外交及军事因素;三是婚姻文化影响面较窄,而和亲文化影响宽广,渗透到许多层面;四是和亲文化是由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的,是在仿效、吸纳和汇融中出现的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五是和亲文化大都具有宗教色彩,与宗教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民族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儒士的心态极其沉重.元代文人心态也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他们的心态在元杂剧中得以展现.     

蒙元时期汉人世侯文化素质之探讨

蒙元时期的汉人世侯,通过和北方儒士们的长时期的频频接触以及个人的主观努力,其文化素质也逐渐提高,有的喜欢文学、史学、医学和艺术,有的能说国语（蒙古语）,有的喜欢藏书,有的资助儒士们出书,这种文化素质的提高非常有利于动乱环境中汉文化的保存和发展。     

从峨山彝、汉地名转换看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和影响

峨山自古就是彝族聚居的地方,传承了众多的彝语地名,体现了峨山彝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随着汉族的迁入,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彝语地名或被借入到汉语,或被汉语地名替换,从彝、汉地名的转换,可以看到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     

论唐代营州的民族融合

唐代营州是中原王朝统治东北的前沿阵地,又是中原与东北少族民族往来的重镇。营州境内的居民除汉民族外,还生活着内附的契丹、奚、靺鞨、室韦、突厥、高句丽等民族以及来自西域的胡人,营州成为多民族聚居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服饰、墓葬形制、赐姓、和亲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促进了营州的民族融合。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