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修身

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大学》之“诚意”

汉唐儒、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之＂诚意＂有不同的论述。汉唐儒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概念,而朱熹和王阳明则对＂诚意＂有所强调。汉唐儒的修身和为政是一体的;朱熹理学思想强调的是修身成德,从而造成了修身与为政之间的隔膜;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之下,以＂诚意＂为中心较好地处理了为政和成德的关系。无论汉唐儒、宋儒还是明儒,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强调践履。     

朱熹与儒家环境美德论的发展

朱熹之学的主旨是修身成己,完善自己的品德.朱熹认为,对禽兽、昆虫、草木等其他生命的道德关怀事关"防养善端、培植治本",关系到人美德的保存与养成.朱熹改造了儒家"成己""成物"思想,认为儒者的修养方法——"格物致知"是格物之"所当然",这是从自家性理出发,因"物之理"而行,合内外之理,"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实行"时禁",遵循儒家环境行为规范.朱熹认为,圣贤帮助、促成天"生物""成物"职能的实现,裁成外物是圣人的美德.朱熹从修身成己的角度,对儒家传统环境政治、道德思想进行改造、整合,构成了较完整的儒家环境美德轮思想.     

从“主敬”思想看朱熹的主体修养论

主敬思想是朱熹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在二程提出主敬思想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诠释，主要从敬是主一，敬是“动容貌、整思虑”的内外相合以及“敬义夹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鲜明的主敬思想。敬是主体修养时所应有的积极的态度。认知主体只有以敬的态度加强个人修养，才能明善去欲，居敬持志，进而才能通过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等种种工夫，达到朱熹所言的“克人欲、存天理”的目的。     

论孔子的修身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丰富而完善的修身思想,孔子的修身理论对个人人格的完善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修身思想的内容、目的、方法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朱子哲学工夫论

朱熹的学说架构性十分明确,注重相互对应,他的本体论—理气论的两元对立、一元为主的模式,落实在工夫论上亦是如此。用敬义两分的结构来统摄其它工夫,以格物致知与涵养省察来讲朱熹工夫,则容易造成误解,把朱熹的工夫打成两截,这在朱熹之后,有不少学者都有此判定,而用敬和义、敬义夹持则可以避免     

评朱熹的两一思想

两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表述。在朱熹哲学中,两一思想占有重要地位。朱熹的两一思想渊源于《周易》、《老子》,集了宋代哲学家有关这方面思想的大成,是张载的两一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一、朱熹两一思想中的朴素辩证法“两一”的概念     

论修身为本的古今贯通

修身为本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其以先秦儒家所确立的“修齐治平”为主要进路,发展出以孟子性善论为根基的内求和以荀子性恶论为根基的外在教化。这两者共同组成了古代士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修身为本的理想人格与现代的公民道德人格修养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人格的内在性、实践性、超越性是修身为本思想实现古今贯通的逻辑基础,其主要体现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修身为本既是自我管理的关键,也是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要因。修身为本为以德治国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途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     

朱熹元教育思想发微

建立于书院教育基础之上的朱熹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这一教育思想与宋代理学家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反映在朱熹教育思想实践中,表现为朱熹主张以“形而下”的“格物致知”方法为指导,通过《小学》《大学》的学习,达到“为己成物”目的的初、中等教育;以“形而上”的“大而化之”的理想指向为鹄的,通过《中庸》的学习,达到“明诚两进”为目的的圣学(高等)教育.对朱熹《中庸章句》中呈现的理想色彩浓重的圣学教育思想,无论是文本的解读,还是意义的发掘,似乎长期被人忽视.探讨和研究从而揭示出朱熹的以“达贤成圣”为目的的这一元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理论意义,甚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世宗儒”：何基理学与文学思想论

何基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婺州金华朱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心性论、知行观、文学观等,虽然来源于朱熹,但是,何基的整个思想显得比朱熹简洁纯粹.特别重要的是,何基的重点是在践履上,即他的思想都是与他的实际道德生活实践相通的.何基以践履树立起榜样,这在儒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苏曼殊:无法救赎的自我--兼与李叔同比较

苏曼殊皈依佛门是由于"壮士"的理想无法实现和"美人"的情意不能解脱之后的一种自我救赎,这种皈依是苏曼殊的一种外部行为,并非一种内在的真诚信仰,因此苏曼殊注定无法救赎自我.     

大学生自我概念与学业成就关系研究

自我概念是国内外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自我概念水平的高低与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成正比。健康的自我概念会对大学生心理、行为产生正面影响。自我概念与大学生的学业成就有着直接关系.应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自我概念。     

论田汉早期新浪漫主义观的美学内涵

早期新浪漫主义美学思想深刻影响田汉的戏剧创作,其戏剧创作的理论资源主要是对西方现代哲学与东方古代文化的创造性吸收,融合个人诗人化的艺术气质,并与“五四”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相结合,共同促成了具有田汉自身特征的新浪漫主义文艺观。在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比较中,田汉以一种进化论的文艺发展观,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种欣慕新世界的最新的文艺观,不仅为生命力旺盛的苦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自救的道路,而且它致力于探求潜在于现实世界背后的真生命与根本义,以获得关于人本身与宇宙现象的真理。毋庸置疑,田汉早期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已由文学上升到对现实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表现出了典型的现代人的心理特征和一种朦胧的现代主义美学意识,在中国现代生命诗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贡献。     

李梦阳晚年心态管窥

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号召复古，力振风雅。其人才雄负气，傲睨一世。其心态至晚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自是到自知，由任才力到信天命，在霸气犹存的同时，表现出对生命本真的复归。梦阳晚年心态的这种变化，跟他的生平遭际密切相关。梦阳盛年即遭遇放逐且一往不复，至于终老林下，构成其晚年终难解脱的一痛，再加上中年丧妻的孤独落寞，遭遇的坎壤促使他对过往进行反思，从而带来了其心态的变化，并影响及于梦阳晚年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     

《红字》之悲

《红字》沿用了原罪与救赎的西方传统宗教主题并由此而构成小说的总体悲剧性,即人物因内心的罪感所形成的皈依上帝而实际不可得的精神幻觉。通过丁梅斯代尔牧师这个悲剧人物的塑造与刻画,在他长达七年的赎罪过程中,体现了人物命运、信仰及其情感等的虚幻、矛盾与孤独,表现出一种生命境界的悲剧意识。     

自制的疑难与亚里士多德的回应

自制包含了如下一些理论和实践的疑难：自制是如何来的;什么是一般的自制,什么是特殊的自制;自制是什么;如何对自制进行评价;一个人何以判断正确,却又不能自制呢？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具有很重要的道德实践意义。     

对王蒙早期文学创作的成功学解读

王蒙以独特的思想和标新立异的艺术实践，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存在。那么，王蒙在文学创作上又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呢？从成功学有关明确的目标、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思想方法等三个方面，以《王蒙自传》为依托（也就是说，本文建构的逻辑起点是基于对其自传的真实性认同的基点上展开的，侧重其前期文学创作的成功）对之进行解读，可以发掘出王蒙的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内在规律。     

《传统与个人才能》与艾略特的文学史观——兼与“新批评欠缺历史观念说”商榷

新批评是一种属于自律论范畴的文学批评模式,长期以来,理论界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它仅擅长共时研究而欠缺历史观念,并以此咎病它不能或不宜作历时分析,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作为新批评派鼻祖的T S艾略特在其最重要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就试图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融合起来,强调文学“传统”对个体作家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及对文学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提出了“外部权威”的文学史评价标准。这些独特的文学史理论,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的发展,也为我国新世纪的文学史学建设提供了具体而深刻的启迪。     

巴金的矛盾及其与巴金小说艺术变迁的关系

巴金的小说创作与他的自我矛盾密切相关,这种矛盾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极性"特征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巴金的生命体验与无政府主义信仰本身的矛盾。以某种形式解决这些矛盾,不仅是巴金接受世界、认同自我的前提,也是贯穿他创作过程的一个最核心的个人化课题。巴金通过小说艺术处理其自我矛盾的方式变化,对他小说的创作类型及风格变迁有深刻的影响。     

论人民调解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功效

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化解自己内部矛盾的重要法律制度。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遵守公序良俗。人民调解不同于行政调解、法院调解、仲裁调解等。人民调解简便快捷、经济实惠、包容和谐的特点和人民调解调处纠纷、预防纠纷、宣传法制的功能，决定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必将发挥特有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