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的现状与未来

死刑复核程序是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所遵循的一种特别审判程序.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现行法律规定虽有所进步,但其中的辩护权部分内容简单,不易操作,以致在司法实务中出现一些钻法律漏洞侵害被告人辩护权的现象.为最大限度保证死刑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使死刑复核程序应有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应当为辩护方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行使辩护权设置相应的配套制度和程序规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角下死刑司法限制的对策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进行刑事政策调整的表现,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是现行居主导地位的刑事政策,它对我国死刑立法和司法的走向将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死刑的司法限制是我国走向死刑废除之路的必然过程.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对死刑适用进行严格限制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的关键性因素.     

论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为视角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对于维护被告人权利及死刑程序控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死刑复核程序辩护权保障方面取得了积极突破,但相关规定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更深入的诉讼化改造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权利义务、明确法律援助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并建立死刑复核阶段的程序制裁机制。     

死刑限制之立法对策

在限制死刑的诸多选择路径中,死刑的立法限制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死刑的立法限制与司法限制相辅相成,构成了死刑限制的基石。目前,我国死刑制度的立法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死刑适用标准不够明晰,死刑罪名设置过多、过滥,死刑适用的主体范围过于宽泛,绝对死刑罪名仍然存在,死刑犯的权利保护较为欠缺等。因此,在限制死刑的立法改革中,应以我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为指导,以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为标准,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限制死刑。     

死刑案件证据适用实证研究——以200件故意杀人罪判决为例

死刑作为一国最严厉的刑罚手段,保证并提高死刑判决的质量显具正当性。"提高判决质量",其首要含义就是确保证据适用的正确性。以故意杀人罪案件为例,依据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选取近5年的死刑判决文书200份,对其中证据采信进行分类,能够总结我国现阶段故意杀人罪案件死刑判决证据适用方面的相关规律及其背后的司法考量。就其中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诸如具体证据种类适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对证据适用的反作用等,可以勾勒出"通过程序进一步控制死刑适用"的另一侧面。     

超越复仇: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从理想状态来说,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即在死刑案件中实现正义这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颇为奇怪的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民愤——抵抗模式,民怜——顺应模式,民冤——纠错模式。其原因在于,在抽象的"正义"、"报应"之下,社会公众与法院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报应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此乃引发公众舆论与法院之间冲突的观念根源;而国家从复仇到宽恕的死刑司法政策转向则是引发冲突的现实推手。如果说,社会公众的复仇观念并非"毒药"或者"疾病",法院控制死刑适用的既定司法政策——"宽恕"也并非疗疾的唯一良方,那么,在宽恕之外,我们必须确立还原性标准,即将公众舆论对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具体化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以及激活宽恕机制的社会环境,即构建双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     

论农村语境下刑事和解适用之可行性

农村语境下刑事和解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之一,为农村地区适用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依据。农村地区对刑事和解程序适用有丰厚土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和为贵"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契合、自由裁量权理论以及刑事诉讼模式理论是刑事和解在农村地区适用的政策和理论基础。     

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动态平衡,促进刑罚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最大限度地避免刑事和解产生消极影响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应遵守一定的原则,具体包括被动介入原则、价值平衡原则、综合评价原则。司法实践中,应以犯罪侵犯的法益或者犯罪客体为标准来把握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范围,只有单纯侵害个人法益或者所侵害的法益均属于个人法益的死刑案件,原则上才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目标与程序构建

死刑复核程序的基本功能目标是对法院的死刑裁判权进行有效制约,为遭受死刑裁判的被告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基于此二目标,死刑复核程序总体上具有行政审批与司法审判的双重属性,程序构造应当关注被告人对这一程序的实质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具体设计则应当包括程序启动方式、审理的范围与具体方式、复核结果的法律形式、复核的期间的限制等。     

恢复性司法的困境及其应对

恢复性司法以其全新的理念在中国得到大力的推崇,被害人的保护、节省司法资源和死刑控制是恢复性司法运动在我国兴起的主要动因.为了引导恢复性司法的发展,一些省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都制定了关于恢复性司法的规范性文件,并有效地探索出三种运行模式.当然,对恢复性司法也存在一些争议,包括被害人保护以及恢复性司法运行的障碍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成熟的恢复性司法体系,恢复性司法将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清代大庆地区的驿站

清代大庆地区的驿站主要有大庆市肇源县辖境的茂兴站,乌兰诺尔站等。这些驿站是为驱逐沙俄的入侵和雅克萨反击战的胜利而建的,是东北地区驿道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黑龙江地区的边防建设、土地开发、经济、文化交流和城镇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时期新疆园林业的发展及特点

本文分析了新疆园林业的成因,阐述了各历史时期新疆园林业的发展,总结了新疆园林业演变的特点.     

特定语境中的义位变化

语言义位由一定的义素组成义位结构。当语言义位进入交际后,受到语境信息的影响和制约,导致产生与静态时不一致的、新的言语义位结构,形成言语义位。言语义位形成的轨迹是,语言义位义素的变化,引起语言义位结构的变化,诞生言语义位。义素变化的方式不同,义位变化的程度也不同。     

多元发展混声合唱--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诗创作概貌

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诗发展可分为两段:1987年以前为前半段,其重要特征为现代主义和乡土诗的对立与融合.1987年7月解除戒严后至1989年为后半段,其基本走向为本土诗与后现代诗并存.新闻诗、录影诗、环境生态诗、政治诗、本土诗、后现代诗的出现,说明80年代是一个多发展、"混声合唱"的时代.     

清代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

公元 1 64 4年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 ,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了清朝中央政府 ,乾隆二十四年( 1 75 9) ,清朝在征服准噶尔之后 ,进而清除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封建割据势力 ,统一了新疆。清朝对全国的直接管辖 ,表明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完成。清政府为维护政治局面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民族、宗教问题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政策 ,允许新疆各民族穆斯林保持其伊斯兰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正常的宗教生活。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即叙述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情况。一、宗教信仰与宗…     

高校档案利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

搞好档案利用工作是开发高校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针对目前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在澄清认识、加大宣传力度、增加经费投入、改进检索手段、丰富馆藏量、提高人员素质等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档案利用效率.     

论近年来我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重逻辑倾向

文学史的著述形态和语式主要有三种:重历史;重逻辑;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近年来,重逻辑形态渐成我国当前文学史研究的主流,甚至有过于主观化的倾向。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二是我国学术界对百年文学史进程反思的矫枉过正;三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浮躁和世俗化的氛围。其实,任何对文学史“重写”、“重构”等的努力都不能无视文学史的“史”的特性,因为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学史是一门科学。文学史研究要走出主观性的迷雾,关键是坚持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把握与追求,吸收重历史学派的合理内核,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论我国新时期和平观的价值取向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 ,邓小平、江泽民及我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大量关于和平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主要包括 :我们的和平观追求的是工具性和目的性统一的和平 ;是积极的、真实的热和平 ;是建设性、创造性的和平 ;是公正的、共享的和平 ;是理性、持久的和平。明确这些价值取向 ,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和平的对外政策及和平崛起发展战略。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变革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变革主要包括 :读者范围的重新确立、新的知识传播载体出现、流通服务手段的变革、流通服务系统的重新定位和馆员角色的转变 ,正是这种变革才推动了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

"表现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很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也影响了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丰富了"表现说",又使"表现说"偏离了艺术对它的内在要求.因此,结合历史语境,细致分析"表现说"发展中的各种具体观点及其得失,将有利于今后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