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德政”、“德教”关系论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可概括为"德政"与"德教"两个层面,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即 "德政"是"德教"的前提,"德教"是"德政"的保证。细探究二者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的行政伦理建设、公民道 德建设将不无裨益。     

传统儒家"德教"思想析论

传统儒家“德教”思想提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西汉时期。它以“人性本善”作为理论依据,强调“德教”的重要性与社会作用,提出了“德教”的基本要求与道德规范,“德教”的宗旨与目标,德教的体系与方法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所包含的很多合理的、积极的成分,仍然值得当代社会的人们去继承与借鉴。     

德教在东南亚

德教在东南亚濮文起本世纪３０年代末，中国广东潮州出现了一个名叫德教的民间宗教组织。４０年代后期，德教开始传入东南亚，并迅速兴盛起来，成为当今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宗教社团，其社会作用已引起海外学者的瞩目。德教创立于１９３９年，创始人为广东潮阳县商人杨瑞德。...     

曾国藩家庭德教理念及其现代审视

曾国藩家教是中国德教传统中的重要遗产。其主要内容是 :勉子立志清远 ,励子自立自强 ,教子爱众亲仁 ,诫子习劳守朴。强调知与行、慈与严、普遍要求与个别指导的统一 ,是曾国藩家庭德教的基本原则。曾国藩的家庭德教理念及实践对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富”与“教”的历史辩证与时代赋义

孔子说立国有三大基石：人口、富裕、教化。人口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在一定人口基础上又须让百姓富裕,因为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国强。历史上对富民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但在“民富”和“国富”的先后轻重问题上有争议,形成了辩证发展智慧。在“富”与“教”的关系上传统政治虽然多提倡“先富后教”,但儒家更认为要关注富、教的统一性以及教化的独立性,认为“教”是国家的灵魂事业。儒家提供了相当完备的德教项目及方法,最终走向弘扬道德理想层面,指出“德教”的人性基础和政治必要性。传统的富教之道在新时代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可以尝试将传统的“德教”之道与现代“德育”结合起来,以实现传统富教之道的“守正”及新时代的“创新”。     

实施"以德治教"培养高素质人才

在新形势下,高校实施”以德治教”尤为迫切与重要。因为,”以德治教”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素质教育的前提和保证,是确保大学生价值导向一元化的客观要求。实施”以德治教”,要以德正本,以德立范,以德行政;实施”以德治教”,必须推进高校德育创新,必须把高校师德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略论汉人之教育观

汉代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失为今人所借鉴之处在于：把兴办教育事业放到与发展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强调教育对绝大多数人的决定性作用，兴办教育，实施教化；“教”与“法”相结合，先德后刑。汉人重教的共识，推动了汉代教育的蓬勃发展。     

公民的公德建设之于法信仰的意义分析

公民法信仰的形成受制因素很多,但公民公德建设对于法信仰的形成具有根本意义.法律与道德具有内在的价值统一性,法律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的,必须获得道德支持.我国虽然有德教至上的历史,但缺少公德形成的传统,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成熟的公共生活领域.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倡导人格平等公民意识,通过道德自律和制度约束提高公民公德意识,从而促进法信仰的最终形成,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它山之石典范之作--玛丽·博伊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汉译本评介

玛丽·博伊斯(Mary Boyce)教授,乃驰名世界的伊朗学家和琐罗亚斯德教研究专家,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卓越的学术建树,使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她的论著被译成各种文字被各国学者广泛引用。特别是她深入伊朗边远山区琐罗亚斯德教村落,进行一年的实地调查后写成的名著《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更是运用历史人类学研究宗教的典范之作,以其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深入的分析,卓越的见解,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琐罗亚斯德教的认识,成为该教研究者的必读之书。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她的著作一直没有译成中文。2000年,张小贵、殷小平两位年轻学子,经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