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寇志》主题“救世”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荡寇志》"反动说"几成定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开始摆脱阶级论的政治思维,《荡寇志》的人物、叙事艺术、认识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人们对作品的主旨却往往避而不谈。立足于文本,联系作品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身份来考察,可以发现,《荡寇志》与其他水浒小说一样,都是古代士人救世情结的流露,《荡寇志》以救世为宗旨。     

农民起义悲剧之艺术呈现的一体两面 ——《水浒传》与《荡寇志》主题思想比较研究

《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的传奇,《荡寇志》则叙述了梁山起义军被剿灭的故事,两部作品题材类似,主题思想却大异旨趣。《水浒传》与《荡寇志》中的两支农民起义军都将招安作为自己的出路,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只是悲剧的程度有所不同。《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基本持肯定态度,其从生命力、官府逼迫、反抗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肯定性描写;《荡寇志》则对农民起义持彻底否定态度,其侧重从称帝的可能性、暴虐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给予了否定性描写。从艺术表现看,《水浒传》叙事清晰,其全力塑造起义英雄人物,多角度描绘人物特点;《荡寇志》则缺乏绘声绘色的人物形象刻画,但其语言精到,叙事精彩。     

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20世纪的《荡寇志》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世纪之初至40年代为客观、辩证的评价时期,50至70年代为全面否定时期,80至90年代为相对理性的阐释时期。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曲折历程,展示了其与《水浒传》研究、与政治理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文对20世纪《荡寇志》研究的成绩与教训进行了总结。     

此儒家非彼儒家——《水浒传》和《荡寇志》文化价值取向之比较

对《水浒传》的续书———《荡寇志》,人们往往从政治或道德等角度出发加以评判,这就难免有些简单化。本文从文化价值取向这个视角观照《水浒传》和《荡寇志》,发现《水浒传》体现了原始儒家思想,《荡寇志》则体现了官方儒家思想。最后从三方面考察造成两书文化价值取向之不同的原因。     

儒道互补－从陈希真的形象塑看《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

与《水浒传》立意相反的《荡寇志》,历来被认为是一部反动作品.本文从分析陈希真人物形象入手,探讨《荡寇志》的文化价值取向--儒道互补,并进一步探求其写作动因,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这部作品.     

管子之道引领魏源的学与治

大体来讲,在人道、王道、今道的主要意旨是救世与经世的实用、实效层面,魏源与管子是政治同道,管子是魏源的学习榜样。但管子的道不分明,常与《管子》之道混杂在一起,学的同时需要思的辨别,确认其正道以融通儒家政治理念;而在其德功方面有历史事实作依据,可评价其政治才能,管子堪称后世政治的楷模。因此,在粗略的王道理念与具体的功德作为上,管子之道间接引领了魏源的学与治、有所思与志,即诚挚思考怎样救治衰世和探寻如何经管天下的策略及措施。     

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综述

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紧紧围绕管子与国学这个主题,针对《管子》在国学中的地位、《管子》的礼、法思想、《管子》的孝文化、《管子》有关边疆、资源与环境等的思想、《管子》有关珍惜人力并重视人才的思想等展开论述和研讨。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要务之一就是要放弃《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一元化统摄力,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     

政治的"虚化"与精神的"实化"——"《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

“《管子》四篇”存在着明显的“实化”精神、“虚化”政治的问题,这一问题与中国“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政治思想传统完全契合。本文着重辨析了“《管子》四篇”将老子之“道”往实际政治的方向引领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管子》四篇”中所表现出的君主专制思想因素,也将“《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与其他思想进行了比较。     

《管子》营国思想于齐都临淄之体现

《管子》一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 其中有深刻而又独具特色的营国思想, 包含着对城市经营的策略与城市营建的思想。本文主要考察《管子》营国思想与齐国都城在城市营建上的相关性,并通过引用《管子》中的内容和临淄故城现有的考古资料, 分别从城市选址、规模、分区、防卫及水利建设等方面将二者进行比较和印证。在“因天材, 就地利”理论的高度概括之下, 于临淄城因地制宜的实施中, 得出《管子》营国思想的实践性和可行性。通过对《管子》营国思想的理解和认识, 达到对中国古代规划思想更深、更广的了解, 从而有益于现实中的城市规划工作。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管子》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     

论孔、孟、荀对管仲的评说

春秋时的管仲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一匡",建立了千秋功业,但学者们对此看法并不一致。就儒家学者孔、孟、荀来看,孔子赞之"如其仁,如其仁",孟子认为管仲佐桓公乃"三王之罪人",荀子从"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角度肯定了管仲的事功。孔、孟、荀在品评管仲中表现出的不同,反映了三家在学说体系上各有取舍。     

老子的社会理想及其历史嬗变

以老子＂复根＂、＂玄鉴＂的思想方法,解读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及其嬗变的思想根源。老庄以至真、至纯的初民社会为镜鉴,批判和反思现实社会的战乱、压迫和文化异化、文化工具化倾向,其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继承了老庄的社会理想,反对政治和文化专制,＂越名教而任自然＂,由救世转向救心,由救人转向自救,由彼岸转向现实此岸,追求逍遥自在的人生,放情于山水之间,开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仕隐道路,对中国古代隐者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以老庄至纯、至朴、至真的理想社会为镜鉴,反思社会文化,促成了魏晋人性觉醒的社会思潮,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作用。     

论先秦儒法融通思想——以“转关人物”为中心

儒法思想之融通,在历史渊源上呈现为＂儒法同宗＂的命题。管仲的思想是其实质依据,后来稷下学宫的《管子》将其文本化。李悝、吴起师儒而任法,开＂儒家＂向＂法家＂转变之先河。＂杂家＂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思想,亦体现了儒法思想的融通。＂转关人物＂的思想不但从学术源流上印证了法家出于儒家的命题,且揭示了法家的＂政治家＂本质,蕴涵了对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人物思想矛盾性的解释。     

管子“心术”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比较初探

管子“心术”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具有博大的内容和深远的价值。对管子“心术”和王阳明“心学”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初步的学术尝试。研究二者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心术”及“心学”思想,拓展对两种思想的传统理解。     

“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影响及现代价值——以思维方式为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并体现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理解为儒家一家之言,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为主干的,以"道"、"佛"为两翼的三维结构。三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也使中国人特有的整体性、适度与执中、对立与统一、直觉与体悟、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逐渐稳固并传承下来。同样,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不能局限于仅仅将其视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救世哲学,而还应该立足于时代,思考其对现代理性思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性。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黑城出土文书》所见“牌子”考

金代以人为主组成的牌子,为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元代沿用了金代这一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牌子已经具有户籍管理的职能,已经出现以户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牌子户。《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载牌子户就是其例证．从而也证明了亦集乃路的社会基层组织为“渠牌制”。     

一面向实践的国家治理哲学——《管子》管理思想探要

《管子》以春秋齐国管仲治国安邦的政治管理实践为基础,构筑了一个主题明确、内容相对完整的国家管理思想体系,包括管理目的论、管理人性论、管理组织论、管理方式论、管理权变论、经济管理论等内容。这是中国最早最系统的国家治理哲学,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鲁迅与汉姆生——谨以此文纪念作为“现代派文学之父”的汉姆生诞辰150周年

汉姆生是鲁迅曾着力评介的挪威作家,但两人的关系一直疏于研究。鲁迅对于汉姆生的兴趣,一是他的创作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提供了正面参照：在汉姆生那里,挪威民族所表现出来的自省、救赎、宽大、包容、坚韧、顽强等民族性格,成为鲁迅改造中国民族性格的重要标的;而汉姆生的以现代主义手法令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描写达到传统现实主义作品难以企及的细腻与深度,使同样进行了现代主义创作的鲁迅感觉亲切,获得共鸣。这确实进一步昭示出鲁迅与世界文学发展同步的伟大战略眼光。同时,鲁迅也指出汉姆生作品的不足,宣称他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左翼作家,引起我们对汉姆生后来的政治堕落与其思想创作有无联系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