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成书过程再论

本文从“水浒”故事的流传过程和历史上的游侠思想的梳理出发,并通过宋江形象和梁山义军的宗旨的探讨,论述了《水浒传》中“忠义”和“聚义”、“全忠仗义”和“替天行道”的关系。进而论证,梁山聚义并不是农民起义,梁山义军实质上是一支江湖豪侠武装。说明梁山义军的悲剧不在于“宋公明全伙受招安”,而在于“逼上梁山”,“宋公明神聚蓼儿洼”。通过这种悲剧,《水浒传》表现了对封建乱世的极大愤懑和忠义思想的深沉迷惘。     

清传奇水浒剧《偷甲记》价值观念述略

敷衍小说《水浒传》故事的《偷甲记》是清初重要的传奇水浒剧。与《水浒传》相比,该剧虽然在思想观念上依然是褒扬忠义,但在某些细节上表现得更加复杂和深刻。《偷甲记》中梁山人物在价值观念上具有助行忠义、热衷政治和建功立业的共同特征,但几类人物之间仍存在微妙的差异。该剧明确提出了奸臣作乱于内是梁山聚义的重要原因,梁山人物对"盗贼"身份亦有了全新的认识。《偷甲记》继承了明代水浒戏士大夫化的价值取向,忠孝节义和功名事业依然是梁山人物的核心价值观。     

水浒英雄性质分析

《水浒传》中描写的梁山好汉属于什么性质是研究《水浒传》必须弄清的问题。从《水浒传》中的描写看,梁山好汉大多干的是“盗”的勾当,他们攻打官兵时往往没有计划,与敌人厮杀时不分老幼妇孺统统杀死,没有夺取政权的意识,只是固守梁山,占山为王。这一切都表明了梁山好汉是绿林豪杰。     

《水浒传》忠义思想源流概说

从《水浒传》问世直至本世纪中期,人们对这部古典小说思想内容的认识主要是“忠义说”和“强盗说”。《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是激烈地反对“忠义说”的,他在《<荡寇志>引言》中说:“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做什么说话!”他从反面把“忠义说”的内容讲得非常透彻而概括。五十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水浒传》的理解是“农民起义说”占主导地位。“农民起义说”是具有雄辩力的,因为它牢牢地抓住了《水浒传》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如梁山英难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他们由分散的零星的斗争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同朝廷官军的正面战争,等等;还牢牢抓住了一些英难人物,如常常吼叫着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李逵,夺御酒、殴打钦差的阮氏兄弟,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武松以及历尽磨难、豪勇正直的林冲,等等。但是,“农民起义说”也     

《水浒传》梁山起义性质辨析

从《水浒传》中梁山起义军的组成成分、起义的原因、起义的目的、起义的纲领或口号等几个方面,剖析了梁山起义的性质,针对学术界在《水浒传》评论中普遍公认的“农民起义说”,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见解,认为把梁山起义定性为农民起义是片面的,梁山斗争的性质已不仅仅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包括了统治阶级与市民阶层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这不单纯是一次农民的起义,而是包括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在内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明代书目著录章回小说《水浒传》时,或归于“野史”“传记”,或入“子杂”类,这与《水浒传》本名《京本忠义传》及其早期刊本系统题署含有“忠义”二字,有很大关系。在《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较早的一批谈论者是李开先之类的文坛名流,时人往往将《水浒传》比附于“史书”,认为《水浒传》所记多有所本。这种以为《水浒传》是史书的看法并非仅是当时民间的意见,而含有一定程度的官方意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水浒传》早期流传经历了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传播的过程。明代统治者从宣传“忠义”维护统治的需求出发,在都察院刊刻前曾对《水浒传》进行过“政审”。“忠义”思想成为《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主导意志,这就保证《水浒传》得以有效传播开来。     

悖入悖出 何足称道──“智取生辰纲”性质辩说

悖入悖出何足称道──“智取生辰纲”性质辩说王振彦＂智取生辰纲＂作为梁山好汉们聚义的发端，是《水浒传》作者饱蘸浓墨重彩，着力渲染的一出重头戏。一来因为那环环相扣、明暗相映的故事情节，二来因为对晁盖、吴用、三阮、刘唐等艺术形象的鲜活历历的塑造，加上作者反...     

从“聚义厅”到“忠义堂”

当梁山农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不幸牺牲后,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宋江,趁机坐了第一把交椅,随即当众宣布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作者出于反动的创作意图,而精心设置的一个重要情节。它标志着宋江篡改了以晁盖为首的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公开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聚义”和“忠义”,只一字之差,却代表了革命和投降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晁盖上梁山前,就与吴用、三阮等人“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公然向封建“王法”桃战,揭开了梁山农民起义的序幕。晁盖当了梁山首领,一开始就在聚义厅宣称:“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为这支起义军提出一条革命的路     

中国(梁山)天下水浒论坛会议综述

2010年10月"天下水浒论坛"会议讨论的问题有:毛主席对《水浒传》的理解和应用;《水浒传》版本、作者和成书背景;《水浒传》艺术成就及其源流;《水浒传》人物真实性及梁山遗迹、梁山遗址的开发问题;《水浒传》研究的新动向和对《水浒传》的贬抑。     

再评聂绀弩等先生的《水浒》简本先于繁本说——兼辨《水浒》成书之前并无所谓“词话本”流传

六十余年来我国的《水浒》研究者大都认为这部长篇白话小说,是由简本扩充为繁本的。例如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就设想明初人做的《水浒》,“是很浅陋幼稚的”,只有到“明朝中叶的文人”把它“重新改做一番”,方“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这就是最早的“由简到繁”论。1923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进一步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他还认为这种简本,“其成就殆先于繁本”。由于1929年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的演化》中,肯定了“鲁迅这句话不错”,这就影响了不少的《水浒》研究者。聂绀弩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发表的《水浒》论文,就发展了这种“由简到繁论”。如说:     

《后水浒传》的多重价值

《后水浒传》是《水浒传》的续书之一,是在《水浒传》之后产生的又一部歌颂草莽豪杰的英雄故事作品。小说写宋江等人死后转世托生为杨幺等人,发动了洞庭湖农民起义,继承和发展了水浒的事业。他们提出了"均贫畗"平等"等思想,反对招安、外族入侵。小说塑造了杨幺的杰出形象,以续书形式反映了明末清初的市民心理。     

论宋江与晁盖的兄弟之情——江湖结义的典范

梁山泊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晁盖却中毒箭而死,学界由此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宋江排挤晁盖,致使晁盖早死。但是在宋元水浒故事、杂剧和明代刊行的《水浒传》中,二人都是江湖结拜兄弟,是江湖兄弟结义的典范,并无任何隔阂。清初金圣叹在“金本”《水浒传》做了一些改动,使“宋江排挤晁盖”有一些依据,而这只是金圣叹纂改的结果,并非施耐庵的本意。     

论《水浒传》梁山英雄对女性的态度及其原因

从对《水浒传》梁山英雄和女性关系的全面分析中可以看出,梁山英雄对女性存在两种基本态度：一是漠视,二是尊重。“义”是《水浒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它的内涵十分复杂,既可以联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又可以沟通江湖上的信条。本文以“义”来解释梁山英雄对女性的态度的原因,认为梁山英雄对女性的漠视是由于“义”中的江湖信条,对女性的尊重主要来源于“义”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内涵。     

《水浒传》与中国下层俗文化

《水浒传》作为一本表现我们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作品,积淀和储存了中华民族大量的历史文化意识。对体现在梁山英雄思想行为中的下层俗文化意识进行研究,批判和摒除其消极落后的东西,继承和吸收其积极优秀的成分,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探析

《水浒传》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并且通过作品的故事设定、人物形象、创作目的等方面体现出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价值。《水浒传》中从故事设定来看体现了儒家的仁政与民本思想。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们几乎都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形象,具有仁义、孝顺、忠良、守信等品质。而以高俅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形象与梁山好汉们的形象恰恰相反,他们奸邪、狡诈、荒淫、虚伪、腐败,与梁山好汉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施耐庵通过《水浒传》对现实的影射,表现了他对社会环境的不满,体现了作者心中对儒家仁政学说以及理想君子形象的向往和追求。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要务之一就是要放弃《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一元化统摄力,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     

小说《神木》中的“嗜杀”现象分析

小说《神木》涉及到酷烈的“嗜杀”行为，这种极端暴力行为显现出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心理积淀，古典名著《水浒传》中便充斥着这种“嗜杀”行为，它已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小说中主人公组成内部团伙，与《水浒传》中的梁山原则一脉相承。残酷的杀戮并不是作者着力表现的对象，当面对人性恶时，国家监管体制可以减少悲剧的发生，但我们的文化如何从根本上摈弃这种历史积垢，值得我们深思。     

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诗性结构的先期发育

在“水浒文学”发育史上,元代水浒杂剧把《宣和遗事》“反叛”与“忠义”之间的外在矛盾对立内化为宋江的身世、行迹及性格特征,对《宣和遗事》一带而过的梁山泊及好汉群象从故事情节及思想意蕴方面做了创造性的拓展,还提炼出了“替天行道”这一体现元代下层民众之政治文化理想的哲学理念,这一作品群是中国文学谱系当中一个有着自组织系统的文学现象,是《水浒传》先在诗性结构历时发育过程中有着特殊重要地位的阶段。     

农民起义悲剧之艺术呈现的一体两面 ——《水浒传》与《荡寇志》主题思想比较研究

《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的传奇,《荡寇志》则叙述了梁山起义军被剿灭的故事,两部作品题材类似,主题思想却大异旨趣。《水浒传》与《荡寇志》中的两支农民起义军都将招安作为自己的出路,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只是悲剧的程度有所不同。《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基本持肯定态度,其从生命力、官府逼迫、反抗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肯定性描写;《荡寇志》则对农民起义持彻底否定态度,其侧重从称帝的可能性、暴虐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给予了否定性描写。从艺术表现看,《水浒传》叙事清晰,其全力塑造起义英雄人物,多角度描绘人物特点;《荡寇志》则缺乏绘声绘色的人物形象刻画,但其语言精到,叙事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