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文化逻辑

借助现象史学的方法,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生成和演进的机理,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概括为"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以社会的一个中心力量为主导发展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经过历史的沉淀,"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已凝结成为中国人稳定的政治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曲折道路证明,当代中国必须自觉地立基于"中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创新和优化"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全球网络治理多方模式和多边模式比较与中国对策建议

多方模式和多边模式的二元对立和人为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网络治理的政策与主张,影响到国际网络治理的正常合作,同时严重困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网络治理的理解。本文首先通过历史回顾的方法,系统梳理了多方模式和多边模式的演进历程和历次博弈,通过对比分析,总结了两者模式的特点及优劣势,认为两种治理模式各有所长,各有自身擅长领域,我们必须摈弃二选一的传统对立思维,把两者模式有机融合起来,才能更好发挥网络治理的能力和效用提升。中国应该旗帜鲜明地积极拥抱多方模式,与多边模式一起,双管齐下,各有侧重,双轮驱动,进一步深化和创新中国国内网络治理的实践和理论,提高治理能力,扩大中国在国际网络治理的包容性,提升中国在国际网络治理中的话语权和领导力。     

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式

党内法规制度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事实。价值一致性、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法理的理论支持。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政治保障、制度整合、提升参与者素质、完善治理能力等功能。信息汇聚机制、过程实施机制和适应性调适机制是党内法规制度实现治理功能的具体方式。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普遍要求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的特殊表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历史任务。     

现代化转型中国家治理的风险治理与秩序建构

基于国际视野和国情两大角度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央领导层对于国家治理已做出基本定位,即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历了长期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与"帝国主义模式",缺陷明显,应该从历史与时空维度考察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要从全球国家治理有效性出发,即"再民主化需求与发达国家治理面临治理的信任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的失败"两大趋势,来看待中国的国家治理蕴含的三大风险:现代的参与性困境和大众治理激发的参与爆发的风险、多元的决策性困境和政府治理面临权威失控的风险、权威的合法性困境和国家治理面临转型动荡的风险,并审视部分治理领域中存在的管理失效与制度失效。中国的国家治理发展趋势是,从与"政党-国家"逻辑契合的国家管理,走向日常政治的国家治理,主要包含:开放混合型的经济治理、多元协商型的政治治理、服务合作型的社会治理、多元大众型的文化治理、高效与负责的精英治理等。"日常政治"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构现代性的发展新趋势。     

现代中国民主成长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取向

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民主次第呈现出四层涵义：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种国家制度;既是一种社会行动,又是一种治理机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核心表征,中国民主在其成长历程中形成了三大传统：即实现民主发展同“公平与正义”、“改革与发展”及“执政与治理”之间的有效结合。现代中国民主之四层涵义与三大传统构成了中国民主成长的深刻历史基础。由此在国家建设与政治发展中实现中国民主四层涵义之间的有机联结,并实现中国民主成长三大传统之间的有效贯通,遂成为当下中国民主建设的两大现实取向。     

人民调解的正当性论证——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研究

人民调解是一项融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特色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在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法律和民间习惯的冲突、国家治理技术促成了传统人民调解的形成与发展.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国家法治主义的完善,传统人民调解的功能逐渐发生弱化.但是,国家不仅没有摒弃这一本土的纠纷解决方式,反而成为一种官方提倡和支持的纠纷解决模式.从外部性和国家权力融入基层社会等两个方面分析认为,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人民调解机制之所以具备存在、发展与转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社会需要的使然.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西语境与发展理路——基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模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存在差异,反映出中西方国家治理在历史传统、社会发展、思想原则等现实基础上的不同。因此,应当注重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在历史和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性质、原则、前提、主体、目标、手段等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和经验总结,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推动治理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应认识二者在历史任务、发展逻辑、制度理念等方面的内在融通性,从而在双向的协同发展实践进程中,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应对改革发展问题与现代性风险挑战的能力。     

抗争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民主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着抗争政治危机。针对抗争政治危机,近代西方国家采取了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治理策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则采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动员治理策略。纵观新时期抗争政治危机的特殊内容及表现形式,文章提出应该理性借鉴西方国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抗争政治治理策略,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     

公司治理模式形成原因比较研究

公司治理模式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微观企业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受到宏观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及历史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当前世界上以美英为代表的公司治理市场控制模式和以德日为代表的公司治理组织控制模式的形成是由其各自国家的宏观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及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直接作用的产物.     

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党执政兴国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是开展农业农村经济治理。在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治理脉络和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的几个鲜明特征,即：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秉持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接的认识论特征;探索了统筹国家全局、含纳基层创新的政策实践模式;践行了社会主义理念与中国历史传统及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制度构建方略。由此认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经济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根基。     

中外公司治理监督机制比较研究及启示

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一元制"治理模式,另一种是以德、日为代表的"二元制"治理模式,由于政治、文化、法律传统的不同,两种治理模式中所设计的监督机制也存在诸多差异。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与德、日相似,属于"二元制"模式。针对当前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在强化监事会的法律地位、职能,加强职工民主监督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引入独立监事制度来弥补这一制度性缺陷,具有明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能主义政治的两种模式分析

"全能主义"一词由邹谠教授最初提出以后,学界有不少学者对这一政治模型展开了各种讨论和研究。结合全能主义政治的内涵、特征以及我国的历史情况,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先后经历了全能主义政治的两种模式——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对两种模式加以比较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前者主要具有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以及官僚体制三个特点,后者主要的特点表现在群众式民主、国家建设的群众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三个方面。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主线,其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权威观与民主观为理论指导,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以继承发展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审视西方国家治理得失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经验为历史借鉴,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以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与化解“治理失灵”风险为现实之需,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展望未来,在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塑造新型民主观,推进法治化建设与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最终达成善治的目标。     

论法的理想类型及其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意义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将法分为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理想类型法虽然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从法的历史制度形态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结构关系来看,各种类型的法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功能和价值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意蕴,压制型法中突出体现了现代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国家亲权需求下的法律父爱主义,自治型法体现了民主法治下基本自由主义精神,回应型法则体现了多元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法律合作主义精神。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治社会中的体现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社会治理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都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才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     

论客家长盛不衰的教育基础

文化因素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非常重要,文化的不同特征对不同国家公司治理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两种治理模式,在这两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文化因素显然是发挥了深刻的作用.     

中外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

由于互联网发展水平及国家治理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当今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也各有不同。尽管如此,在时间维度上,不同国家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复合和统分协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从非政府化的治理转向政府管控,再向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模式转变;同时,不同时期各国采用的政策工具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治理阶段,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导向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两种主要的实践路径。     

论现代国家治理的思维框架与思想资源

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不仅要在制度与技术上付诸实施,还要在理论自觉的意义上构筑自身的思想体系。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凸显"中国之治"的底色:一方面,在思维框架方面,需要将国家治理放置在历史延续性、环境条件约束,以及面向未来的政治承诺三个维度去考量;另一方面,就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而言,需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对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的治理思想,采取创新性继承、创造性转换和批判性吸收,融汇并包,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系。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探

历史上的王朝随着实力强弱变化调整治理周边少数民族社会模式,主要有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中国古代族际主义取向治理模式;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近代区域主义取向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处理民族问题需要治理思维取向的转换,结合上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地方治理理论,并借鉴我国传统民族问题治理模式和经验,挖掘本土性、族群性治理资源,研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系统,这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