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对白居易叙事诗的接受与发展 ——以《圆圆曲》《长恨歌》为例

吴伟业的长篇叙事诗取法元白长篇,对元白长篇有所借鉴亦有所发展。其长篇叙事诗以诗传事,以诗纪史,以诗传心,情感复杂深刻,并采用了戏曲艺术中时间前后交叉跳跃、场所随时切换等技法。因此,吴伟业的长篇叙事诗既有类乎香山的一面,也有自己独特的风华。     

吴伟业《秣陵春》传奇作期新考

吴伟业《秣陵春》传奇现存的最早刻本,当为清顺治间振古斋刻本。据此本卷首寓园居士《秣陵春序》,传奇的刊刻当在顺治十年秋前后。从沈自晋《南词新谱》的编刻时间,可以考定《秣陵春》的作期在顺治四年七月至顺治十年秋之前,甚至可推定为顺治八年九月前后至顺治十年秋之前。从吴伟业与余怀的交往,可以考定《秣陵春》传奇的作期当为顺治七年至顺治八年,最后完稿应在顺治八年初秋或稍前。《秣陵春》传奇作期的考定说明,吴伟业在顺治十年九月出仕清廷之前,就已经借传奇戏曲的写作,既表达对故国眷恋的铭记,也包含着对新朝恩宠的感戴。这正是当时江南士子的典型心态。     

《且朴斋诗稿》:遗民徐懋曙的诗史追求——稀见明遗民文学别集撷英之一

清初江南宣兴籍明遗民徐懋曙,是一位为历史尘封太久,而近始重见于明清之际文学文化史地平线的重要诗人;其《且朴斋诗稿》曾经引发清初诗坛两大盟主之一的吴伟业提出著名的“史外传心之史”说,但该别集与其价值本身,三百多年来似从未被较为全面的考察和体认.本文简要介绍和分析徐懋曙的生平事迹、该别集的诗史价值,以及历史性遗憾的个中原因,以期进一步引起学界注意,恢复明清之际文学文化史上的一段史实.     

吴伟业重要佚诗前《东皋草堂歌》考

前《东皋草堂歌》是吴伟业重要佚诗,由沈燮元获得钞本,冯其庸于上海博物馆董其昌画作上查得吴伟业题此诗之真迹,得到证实.此诗为诗家重要文献.     

孙悟空形象世俗性的转变——从杂剧《西游记》到小说《西游记》

从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到小说《西游记》孙悟空形象的世俗性由强变弱。表现在:(一)出身,(二)性格。转变的原因:(一)时代背景,(二)文人心态,(三)载体不同。     

论《孟子》、《庄子》中的孔子形象

笔者从接受学角度认真考察了《孟子》、《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并与历史上的孔子加以对比,认为《孟子》对孔子进行了“圣化”,《庄子》则进行了“寓言化”,尽管两者中的孔子都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但他们那种不拘泥于历史、主动拿来、为我所用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在治学方法上对后代亦有较大影响,可谓异曲同工。     

书法名家临写《兰亭序》现象研究

通过对近现代及其之前书法名家临写《兰亭序》现象进行梳理,发现很多书法名家都视《兰亭序》为珍宝,表现为雅玩和如痴如醉地临写。有的一生、半生临写,有的终日、半日临写,以此享受笔墨与生活乐趣。同时名家们还临写《兰亭序》馈赠宾客,以此来维系友谊。无论是雅玩性质的缩临还是游戏性质的扩临,都是经意的优秀之作。     

李世民《辽东山夜临秋》补遗及校勘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九年征高句丽期间,所作诗歌《辽东山夜临秋》在《全唐诗》及多数选本中均只遗四句。根据日藏本将全诗补遗,通过译疏,对相关字句进行校改和勘定。     

《水浒后传》《后水浒传》:明清之际遗民文化心态的反映

《水浒后传》和《后水浒传》是明清易代之后涌现出的借续书来抒写遗民文化心态的佳作。两位作者都以与明末清初相似的时代——宋末元初作为叙事的切入点,可见作者对明王朝的眷恋和对遗民文化的认同。而这种遗民文化心态不仅体现在两部小说作品的文本、序跋之中,也体现于作者的身世与交往中;不仅从作品主人公对王权的尊崇、忠君爱国不肯称王的举动中体现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得到流露。     

心灵与肉体的挣扎,人性与神性的碰撞——《牛虻》与《红字》中两位教士形象比较

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The Gadfly)[1]和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2]中的两位教士蒙太尼里和丁梅斯代尔都是悲剧式人物。本文从几个方面对这两个教士形象进行比较,并通过比较来探讨两个时期宗教和人性的深刻矛盾。     

仇远《无弦琴谱》中遗民心态的意象呈现

大自然的一切风物在仇远《无弦琴谱》中蕴涵丰富内容，如花草树木意象蕴涵的文人趣味，雀鸟飞禽的象征意蕴，山川日月的时空变幻等等。仇远倾向于选择具有阴柔、纤小特性的物象，美感类型上趋向于冷淡、灰暗、萧疏，这和他亡国后“悲”“愁”“怨”“恨”的情感类型相一致。     

清中末期的妖术恐慌——以《闽都别记》与《临水平妖传》为考察中心

采生折割这种罪恶行为在产生发展的数百年间不断变化,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爆发了以采生折割为核心的妖术恐慌“剪辫案”。妖术恐慌贯穿了整个清中末期,成为了民众生活中不得不直面的难题。而清代反映陈靖姑故事的小说《闽都别记》与《临水平妖传》中以术士、白莲教徒为主要对象,对妖术恐慌进行了集中描写。以《闽都别记》与《临水平妖传》中的妖术恐慌作为考察中心,通过史料和笔记小说的相互印证,揭示清中末期妖术恐慌的特征,进一步认识古人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社会现状。     

现代文学中的叛逆者形象分析——以《伤逝》、《家》、《财主底儿女们》为例

叛逆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组特殊群体,一方面他们出生于封建家庭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具有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在时代的感召下,最终冲出封建家庭,走入社会,成为旧家族的逆子、新时代的开创者.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各个时期的叛逆者共性之中又有个性,本文选取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代表作品《伤逝》、《家》、《财主底儿女们》中描写的叛逆者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此类形象出现的原因,三个时期形象的差异与原因,启发人们深入思考此类形象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清初渡海遗民与中日文化认知——以《张斐笔语》、《霞池省庵手简》为中心

清初浙江人张斐,交结遗民志士,图谋反清复明,康熙年间两次潜渡日本长崎,效仿乡贤朱舜水,乞师德川幕府。德川氏遣儒臣大串元善与之数度晤谈,留有《张斐笔语》。张斐旅日期间,还与大串元善、今井弘济、安东守约、安东守直、武冈素轩诸人有书信往还、诗文唱和,安东守约集有《霞池省庵手简》。两书内容丰富,涉及制度、学问、史事、风土物产,可见中日间文化之关切与认知程度。本文即将两书置诸清初渡海遗民的历史背景下加以释读,并结合其他文献,发掘此间文化寓意。     

执政为民：《周易·临卦》的管理之道

《周易》作为百经之首,包含着丰富的管理哲学,其中尤以《临卦》“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最能体现中国哲人的政治理想。深入分析《周易·临卦》下卦“兑”诸爻的两个“咸临”和“甘临”,上卦“坤”之“至临”“知临”“敦临”,可得出“仁爱”“兼爱”“诚恳”“理性”“敦厚”为中正的管理之道,巧言令色不可取。《临卦》体现的管理目标、原则和艺术对当代管理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核心强调“执政为民”。     

也说《中山狼传》与《中山狼》杂剧的作者与寓意

<中山狼传>与<中山狼>杂剧的作者和寓意问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通过明清特别是明代众多相关材料的剖析,结论却只能是<中山狼传>的作者是马中锡,<中山狼>杂剧的作者是康海;<中山狼传>的创作目的是讽刺李梦阳的忘恩负义,由<中山狼传>改编而成的<中山狼>杂剧的寓意也是如此的,虽然它的寓意要比<中山狼传>本身更为深刻和广泛.     

评析国共十年内战时期民办大报中的中共形象——以《益世报》、《申报》、《大公报》为例

国共十年内战期间,民办大报中的共产党形象模糊,《益世报》、《申报》表现出较强的暧昧意味,他们一方面追随国民党鼓吹剿共,另一方面又一定程度上对中共予以客观报道。《大公报》对于中共形象则表现出力挺姿态。之所以如此,主要因民办报纸商业的性质、生存的需要、标榜民主自由的代言人身份以及其自身定位不准确等因素。民办报刊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既有利于中共扩大影响面,又在某些方面不利于中共形象的塑造,增加了国统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中共形象是中共软实力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国民间大报中共形象的研究可以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路径。     

女神、女人、女妖——《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系列探析

《西游记》中的女神、女人、女妖构成了一组独特的女性形象系列。这一组女性形象系列,又恰好对应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中女性人格的超我、自我和本我。换言之,作者分别以女神、女人和女妖作为形式载体,立体化地营造了别具一格的女性世界。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在明清小说中是罕见的,体现了作者一定的创作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