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小品文选》看“五四”时期梁遇春的散文翻译特点

“五四”前后,中国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具有先进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掀起一场革新运动,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选和外国文化。散文也是在这个年代被大量引进和借鉴的。梁遇春生活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他被称作“中国的兰姆”。他翻译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其中以《英国小品文选》最为出名。本文以《英国小品文选》为例,研究梁遏春的散文翻译特点。     

蔡元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蔡元培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翻译家。他在20世纪初的有关译论,涉及译学概念等重要问题,并提出“横译”、“纵译”与“一译”、“再译”等极有价值的观点,见解独到,但较少涉及有关译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他还翻译过多部外国哲学、伦理学著作,如《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伦理学原理》等。     

邵洵美翻译活动述评

以时间为序对翻译家邵洵美的主要翻译活动进行了梳理,凸显他在翻译史上的独特贡献和价值。邵洵美在文坛上较早地译介了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莎茀;他以主编的《狮吼》《金屋月刊》等刊物为阵地,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唯美主义;抗战期间,他主编的《论语》和《自由谭》的翻译支持了文艺抗战;他建国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英美文学翻译,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的翻译集中体现了他对唯美的追求;他的翻译理念,尤其是"文化班底"和"护法"的思想,见解独到,独树一帜;最后阐述了研究邵洵美的翻译活动对还原中国现代翻译的真实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李叔同的法学翻译

李叔同是中国近代富有传奇性的人物,他悟性极高,造诣非凡,涉猎诸多领域,成就斐然。一直以来,人们津津乐道于他在音乐、美术和教育等方面的诸多成就,却往往忽略了他在翻译领域的建树。其实,李叔同一生曾经多次与翻译结缘,他翻译的《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在当时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建筑翻译的文体特点和翻译策略——以中国古典园林翻译为例

文体学的发展为翻译带来了启示,本文以中国古建筑书籍,特别是苏州园林英译介绍为研究对象,运用文体学和翻译关系相关理论,探讨中国古典建筑书籍的文体特点和翻译策略,以进一步认识翻译的本质。     

苏曼殊诗歌翻译选材原因探析

苏曼殊作为近代文学家翻译了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并编译了《文学姻缘》、《潮音》、《拜伦诗集》、《汉英三昧集》四部集子。他之所以选择翻译这些诗作,一方面是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另一方面被拜伦和雪莱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气质和革命精神感染。他是中国系统翻译拜伦诗歌的第一人,在翻译上的功绩不可磨灭。     

江枫和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翻译

著名诗歌翻译家江枫1981年在《诗刊》杂志上发表的5首艾米莉·狄金森译诗是中国大陆最早的狄金森汉译文,他1984年出版的《狄金森诗选》是中国第一本狄金森诗歌汉译选本。江枫的译本忠实可靠,与其它译者翻译的狄金森诗歌汉译本相比,再版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对在中国普及狄金森诗歌的贡献也最大。     

论周作人《酋长》翻译

《酋长》的翻译反省了革命并未触及的国人“智虑之蒙启”的民族国家问题。启蒙赋予酋长土著精神的叛徒与现代罪恶的帮凶的身份,同时也寓意了现代之残酷与冷峻。酋长没有做到“唤醒世界”,反而促进了他所要启蒙之世界的巩固。《酋长》属于《新生》系统,提出了理性与启蒙的限制问题。周作人为“人”呼号,为人的自主和尊严张目,客观上提供了中国现代性最为基本和典型的样式。     

论施蛰存的欧美现代派诗歌翻译

施蛰存一向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研究者常常忽视了他实际上还是欧美现代派诗歌在中国最重要的译介者和倡导者之一。他不仅翻译了大量现代派诗,还通过创作和阐释现代派诗对现代诗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现代》杂志为园地,扶持了一大批现代派诗人,最终确立了现代诗歌史上至今也未能超越的高峰。今天我们应当还他一个在中国现代诗歌翻译史上应有的地位。     

文学翻译中文化霸权的探讨

文化霸权最先是由葛兰西提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其文化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强势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弱势文化输出其各种文化以达到殖民的目的,结果导致弱势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且陷入被强势文化同化的危险。《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描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在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英译版本中,他关注的是情节的连贯性、整体性以及西方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力,很少考虑到传播中国文化给西方读者的重要性。以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英译版本为切入点,探讨了文化霸权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其目的和意义在于使更多的人了解到文化霸权的存在,并且唤起人们保护民族文化、建立平等文化交流的意识。     

中国佛经翻译和西方《圣经》翻译的启示

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是古代翻译活动的主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发现,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有机结合的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争执和演变。这些相似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矛盾,揭示了与语言和文化紧密联系而又超越不同语言和文化系统差别的翻译的本质问题和基本规律。     

余光中与翻译

余光中 ,这位“火中的凤凰”、“望乡的牧神” ,以其标签之作《乡愁》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他不仅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论家、散文家、文学家 ,在翻译方面也颇有建树 ,其译论对翻译实践很有帮助。笔者通过梳理和总结 ,把他的译论总结为四个方面 :( 1 )变通的艺术 ;( 2 )译中“无我” ;( 3)诗性翻译 ;( 4 )善性西化 ,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余光中对翻译的贡献。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翻译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和剧作家 ,其诗歌集《女神》是我国新诗的实际奠基石 ,其历史剧也为我国戏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综观其文学成就 ,不难发现他的诗歌戏剧创作都大大受益于外国文学的翻译     

论文学翻译中的厚翻译现象—以英译《红楼梦》为例

文章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对比为例,论述了厚翻译是中国文学英译中的必然且必要的现象。同时厚翻译也有局限性,必须恰当地运用厚翻译策略再现源语文化,并照顾译作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才能充分发挥厚翻译的优势,促进文学翻译的成功。     

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2009年11月23日,一切都像往常一样,一切又与往常不再一样。后海边,狭长的小金丝胡同深处,那扇褐色老木门,门扉紧闭。街坊们也许未曾留意,那位坐在轮椅上、偶尔出来遛弯儿的老人,刚刚作别红尘。游客们也许还不知道,在这道灰墙之内,一位一度铸就中国翻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丰碑的学者,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他与夫人合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他就是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诗人、文化史学者。     

从语言顺应论看严复《天演论》的翻译

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选择过程。翻译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译者要顺应具体的交际语境和交际对象对译著内容和翻译策略作选择。基于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论,对严复《天演论》的翻译做出解释。指出严复《天演论》译著内容的选择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翻译策略的选择又顺应了读者的文化嗜好,因此他的这部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理雅各《孝经》翻译研究——以训诂学为视角

理雅各《孝经》译本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注重训诂。理雅各搜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在《孝经》翻译序言中,对《孝经》的历代注疏材料作了总结和梳理。在《孝经》正文翻译中,理雅各遵循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广参注疏,博引仓雅,使译文颇雅正忠实。这对于中国典籍外译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中国对近代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

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翻译成汉语始于16世纪的耶稣会士,但他们的影响到19世纪衰落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重新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军事技术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兴趣.清政府机构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系统地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同时,西方传教士也在做着他们自己的翻译工作.科学翻译当时产生的直接影响比较小,但它对下个世纪学术界、政治界的风云变幻却起到了催化作用.     

鲁迅翻译研究的系统化探索——评顾钧《鲁迅翻译研究》

鲁迅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是和鲁迅的翻译活动分不开的,这一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和翻译界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近年来,国内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除了大量的相关学术论文外,还有5部专著问世,依次是：刘少勤的《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的翻译》〔1〕、王友贵的《翻译家鲁迅》〔2〕、李寄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3〕、吴钧的《鲁迅翻译文学研究》〔4〕、顾钧的《鲁迅翻译研究》〔5〕。关于前几部专著,学界已有书评问世。这里谈谈最后出版的顾钧的专著《鲁迅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