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儒家中庸思想与社会和谐

人类面临个人身心、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于上述种种矛盾,仅仅依靠西方文化是难以解决的,而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中所包含的个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经济和谐等和谐思想却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可能,也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所应当吸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儒家中庸思想与社会和谐

人类面临个人身心、家庭、社会、国家乃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于上述种种矛盾，仅仅依靠西方文化是难以解决的，而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中所包含的个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经济和谐等和谐思想却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可能，也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所应当吸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钱穆文化思想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绩赫然,誉满四海。在他一生浩瀚的著述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本文拟就钱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及其对中国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构思等问题作一探讨。     

钱穆与国立浙江大学关系考述

钱穆(1895—1990),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后改名为中国文化大学)历史所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中国学界已闻名遐迩。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完成了中国通史的扛鼎之作《国史大纲》,该书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风行一时。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虽处僻远之地,但学校十分重视教学科研的发展,不仅延聘名师担任教职,还时常邀请学界名家     

评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史导论》的评述,揭示了钱穆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上的贡献:建立的一整套人文主义特色的文化观和方法论;从中国固有的地理及气候环境出发．探讨中国文化、文明起源的背景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突出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中的融和精神;尤其是在中西文化史比较方面,反对不加分析地把中国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一古一今之别,反对以西方文化模式剪裁中国文化,阐述出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和现实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重视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把礼文化放在核心地位。钱穆对传统礼文化价值的评判素有主见,对传统礼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之形成离不开先祖、父母的教诲及家乡等地传统礼文化的环境影响。     

论儒家的文化自觉精神--以先秦儒家为对象的分析

儒家文化自觉精神,是指儒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这一精神的具体呈现便是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和文化损益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它们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康有为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新阐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破除传播西学的舆论阻力争取中国知识界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认同和支持,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宗旨,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传统儒家经典,使传统经学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牟宗三先生新儒家视野下的孔子

孔子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伟大象征。但对于孔子何以成为这种象征,人们的理解往往不一。具有高度民族文化意识之自觉和高远卓荦的哲学器识的一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透过重新深度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在他的特有生命与文化的哲学诠释学视野下,为我们提供了他之对于此一问题的独特理解。在牟先生看来,问题的答案即在于,中国文化有其道之本统,孔子对此本统进行过再建;经由孔子的再建,这一本统才得以全幅开显确立起来。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 2 0年代 ,在 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 ,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 ,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 ) ,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 ,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 ,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 ,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 ,又有相互协作、支持 ,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 ,并不一味复古 ,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 ,加以创新 ,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在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又有相互协作、支持,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并不一味复古,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钱穆与中国古史考辨

2 0世纪初实证史学思潮勃然兴起 ,生于潮流中的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 ,在 2 0世纪实证史学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据成就的代表之作。对先秦学术系统的清理 ,对于中国学术走出经学时代 ,均有重要意义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中国传统民族观与先秦儒家学说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是中国儒学之渊源,它对中国传统民族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以开明性和发展性为其主流,体现在不以血统来划分民族,不以凝固的眼光来看待各民族的发展变化,以“仁”为本的儒家思想体现在传统民族观之中,使“怀柔”原则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引发各民族间对共同道德准则的共鸣。保护中原华夏经济文化免受游牧民族的破坏,是先秦儒家推崇“尊王攘夷的主要原因”;相对发达的华夏经济文化所引发出的华夏优越感,是中国传统民族观最主要的局限性。     

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

傅斯年与钱穆三十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他们的交往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梳理他们的交往和分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伦理与全球危机

当代全球危机主要有二：一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二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中国的儒家伦理是世界上早熟的文化,它虽然不乏负面的因素,但积极面是主要的。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对于解决当代社会两大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思想主要是：“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讲信修睦”的用世之旨;“思患”、“通达”的抗危意识和“万世太平”的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