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蔡元培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翻译家。他在20世纪初的有关译论,涉及译学概念等重要问题,并提出“横译”、“纵译”与“一译”、“再译”等极有价值的观点,见解独到,但较少涉及有关译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他还翻译过多部外国哲学、伦理学著作,如《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伦理学原理》等。     

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

2009年11月23日,一切都像往常一样,一切又与往常不再一样。后海边,狭长的小金丝胡同深处,那扇褐色老木门,门扉紧闭。街坊们也许未曾留意,那位坐在轮椅上、偶尔出来遛弯儿的老人,刚刚作别红尘。游客们也许还不知道,在这道灰墙之内,一位一度铸就中国翻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丰碑的学者,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他与夫人合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他就是杨宪益,中国著名翻译家、诗人、文化史学者。     

论梁实秋散文的独特品格

梁实秋40年代正式执笔散文创作,奇迹般地饮誉文坛。他的《雅舍小品》至今发行50余版,居中国现代散文发行之首位。之后一直笔耕不辍,又出版了《雅舍小品》的“续集”、“三集”、“四集”、“合集”及《清华八年》、《秋室杂文》、《槐园梦忆》、《雅舍谈吃》等10多册,构建了一个恢宏辽阔的散文艺术世界,使梁实秋当之无愧地成为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梁实秋散文具有独特的艺术品格。     

被忽略的影响--论卞之琳译诗集《英国诗选》的翻译观及其诗学价值

通过探讨卞之琳译诗集《英国诗选》所体现的译者的翻译观及其对中国现代诗歌与卞之琳本人创作产生的影响,可以分析出外国诗歌翻译与本土诗歌实践发生遇合所需要的条件与可能的效果。《英国诗选》产生的影响只是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影响的一个表征而已。     

鲁迅与俄苏文学

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反帝反封建的整个时代。但有趣的是,他的文学活动却是以介绍外国文学开始和结束的。早在一九○三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就翻译了法国儒勒·维恩的《月界旅行》,到他一九三六年逝世前译出俄国果戈里的《死魂灵》为止,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校编、著述、评介一直没有间断过。三十三年中,仅翻译就有三十余种。其中包括小说、戏剧、散文、科学小品、童话、文艺理论、文学评论等,共约三百多万字。     

五四散文源流辨析

周作人等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晚明小品与英国随笔合成现代散文源流的主张,在现代散文研究中影响至深.近年随着闲适、抒情小品热的出现,这一观点更是经常被人称引细化.但是,从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文化心态、文学观念以及阅读接受看,晚明小品的影响极为有限;而从散文品种的丰富繁多,风格体式的多样化看,晚明小品至多影响小品散文,严格讲只有言志派小品散文.五四散文以中国优秀的散文传统为基础,在承续清末新文体的同时,自觉吸取以英法随笔为主的外国散文观念,主动借鉴外国散文作品,从而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建设和文体尝试,并由此获得了现代品性.     

试论周作人对“苦涩”审美境界的追求

有人说煎药的时候,和着中药味读梁漱溟的书,效果会出奇好,因为梁先生的书中是会流淌出浓浓的中药味的。我们在品尝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时,恐怕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周氏的散文明显有着和中药一样的味道,那就是“苦涩”。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对“苦涩”的一种特殊喜好,他的散文有许多是以“苦”或“药”为题,诸如《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药味集》、《药堂杂记》等等,甚至他的书房也命名曰:“苦雨斋”、“苦茶庵”。“苦     

试论郭沫若的散文特色

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与历史剧尤为突出。诗歌《女神》开拓了一代诗风,历史剧《屈原》开拓了“古为今用”的先河。故研究郭沫若的诗歌与历史剧者甚多,而研究其散文者较少。其实,郭沫若的散文也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郭沫若的散文数量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体式之多样,人所难及。仅自传体散文就出了二十二种单行本。他的散文,既有叙事为主,真实性很强的传记文学;又有议论为主,发表感想的杂文;还有以抒情为主,浮想联翩的小品。如果将其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叙事性散文,以他的传记文学为主。《脱离蒋介石以后》、《北伐途次》、《南昌之一夜》等。二是抒情散文。《峨眉山下》、《月蚀》、《路畔的蔷薇》等六章小品。三是文艺论文与杂文随笔等。     

谈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主次问题——兼与张经浩先生商榷

张经浩先生认为目前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存在厚外薄中、主次颠倒的现象,并认为外国的翻译理论并不比中国的翻译理论优越,因此中国学者应该以研究中国的翻译理论为主。张先生关于“主次颠倒”的论断缺乏充分的根据。研究外国的翻译理论是有意义的。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应该以研究当代中、西方翻译理论和当今翻译实践的规律为主要任务;以研究早期的中外翻译理论和实践为次要任务。     

鲁迅对安德列耶夫的翻译及安德列耶夫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无论在文学创作史还是在翻译史上都是一个代表人物。其小说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力于他浑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对外国文化的广泛摄取。鲁迅本人也曾经具体地指出他受过安德列耶夫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来自他曾经亲自翻译的安德列耶夫短篇小说。     

译笔瑰奇：哈罗德·阿克顿的《四则训诫故事》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的历史学者与汉学家,也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哈罗德·阿克顿选译冯梦龙“三言”小说,并结集为《四则训诫故事》,既是其生平第一部汉学著述,又寄托了他的中国文学理想。《四则训诫故事》的译笔雅俗并举、瑰奇生动,被誉为“东方《十日谈》”。在注释环节,阿克顿以严谨的史学研究态度,引证大量汉学典籍为该书作注,向英语读者呈现了西方文化“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汇编。同时,阿克顿通过强化楔子部分的归化翻译,彰显了冯梦龙“三言”作为通俗小说的伦理性色彩,擢升了译本的训诫意义。而阿克顿对译作篇目的甄选与编排,在不同章节间形成复调,与冯梦龙的创作动机相契,并与阿克顿对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期待融合,汇通了中西文人的文学理想。     

邵洵美翻译活动述评

以时间为序对翻译家邵洵美的主要翻译活动进行了梳理,凸显他在翻译史上的独特贡献和价值。邵洵美在文坛上较早地译介了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莎茀;他以主编的《狮吼》《金屋月刊》等刊物为阵地,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唯美主义;抗战期间,他主编的《论语》和《自由谭》的翻译支持了文艺抗战;他建国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英美文学翻译,雪莱的长诗《麦布女王》的翻译集中体现了他对唯美的追求;他的翻译理念,尤其是"文化班底"和"护法"的思想,见解独到,独树一帜;最后阐述了研究邵洵美的翻译活动对还原中国现代翻译的真实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从规范视角看儿童文学翻译——以《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苏农译本为例

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在欧美家喻户晓,尤以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最为成功,其译作在中国也广受好评,这与其译者是紧密相关的。以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译者在其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典型的策略进行分析,找寻其所遵循的翻译规范来探讨儿童文学的翻译。     

穆旦：翻译作为幸存

作为中国上个世纪1940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穆旦在1950年代后转向了诗歌翻译。结合“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的“外因”和“内因”,从“翻译作为幸存”的角度,可深入考察和揭示穆旦转向诗歌翻译对他本人和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穆旦从事翻译具有了心灵寄托、“精神存活”和一个诗人曲折的自我实现的意义,他的才华没有像众多诗人那样遭到历史的扭曲和荒废,而是以“翻译的名义”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文革后期,诗人对英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不仅促使了他一颗诗心的苏醒,也在那个时代恢复了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他的那些优秀译作和他的诗篇一起。已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     

穆木天和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及传播——以《欧贞尼-葛朗代》为例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著名的翻译家,穆木天翻译介绍了大量巴尔扎克的作品,其中包括《人间喜剧》中的主要作品。他的翻译忠实于原文,以直译手法为主,加以大量的注释,为当时读者所喜爱。同时对于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教学与传播,穆木天的贡献也当为历史所铭记。     

接受美学视域下张培基的散文英译——以《匆匆》为例

《匆匆》是我国著名现代散文家、诗人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一篇散文作品,文章结构精巧,纯朴简练,文字清秀隽永,充满诗意,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然而对于其译本和翻译策略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张培基先生的译本很好地向英语读者传递了原文的美学价值,结合直译与意译的翻译方法,使译文充分符合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审美接受。通过以张培基先生对《匆匆》的英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分析了“期待视野”“视野融合”以及“未定点”三个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在散文翻译中的适用性,同时探讨了张培基先生在散文英译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原则。     

从转折关系的翻译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陆谷孙译《战前星期天》为例

传统翻译理论以原文为中心,把是否“忠实”原句和原作者作为衡量译作优劣的标准,导致译者常处于原文附属的边缘化地位。直到“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出现,使译者这一翻译过程中最积极的因素从“隐形”逐渐转变为“显形”,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越发受到研究学者的重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成为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著名翻译家陆谷孙翻译的英国散文名篇《战前星期天》为例,研究译者在处理原文中的转折关系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转折关系的翻译中的具体体现,可以促进译者主体性这一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化,为广大译者在英汉翻译中处理转折关系提供借鉴。     

试论梁遇春散文译介与创作的潜在关系

梁遇春翻译过大量英国小品文,他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多重策略:以读者角度解读原作,以创造者角度传达原作,以研究者角度理解原作。译者的多重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交织的统一体。梁遇春的创作世界和翻译世界之间存在着潜在和显在的"对话"关系,他的个人话语的思想内涵、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文体格式均主要来自他所翻译的英国小品文。对梁遇春及类似梁遇春这样译作并举的知识分子群的综合考察,可以了解和揭示外来影响本土化的复杂过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促进异质文化间的阐释与交流。     

梁实秋的雅与不雅

梁实秋一生坚持文学应反映最基本的人性，他的《雅舍小品》便是如此。当《雅舍小品》最初发表在报刊上时，朱光潜便致函祝贺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赵元任译本背后的翻译规范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在欧美家喻户晓。在中国,它也堪称儿童翻译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这与第一个将它译介到中国的人——赵元任是分不开的。文章回顾了《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赵译本的翻译过程,探讨了译本背后的翻译规范和社会文化因素,以表明译本的最终面貌取决于文化、翻译目的和读者、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