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中的纪实叙事

20世纪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与女作家们确立了与阅读市场相匹配的叙事策略有密切的关系。女作家们在创作小说时,大量采用纪实手法,把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生活方式及个人隐秘世界的体验、经验穿织其中,并用一大堆现实的能指符号制造真实、强化真实,让读者对她们的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纪实叙事给女性都市写作带来的危机是作家想像力的日渐匮乏以及被动的卷入商业泥潭而担上“色情文学”的罪名。这是女作家们要超越自我时所不容忽视的。     

20世纪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中的传奇叙事

20世纪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与女作家们确立了与阅读市场相匹配的叙事策略有密切的关系.她们凭女性特有的敏感心理和敏锐的观察力同构性地记载下了时下都市语境下的各种具有戏剧色彩的人生片断,并尽量把情节设置得曲折生动,甚至带有离奇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下读者的阅读需求.传奇叙事给女性都市小说带来的最大诟病是写作套路模式化,故事写得太离奇以致有严重的失真感.这是女作家们要超越自我时不容忽视的一点.     

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的形塑——以20世纪40-50年代赵树理、李准文本为例

李准《李双双小传》以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传家宝》,这几部20世纪40-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现代性叙事文本,实际上清晰呈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现代性叙事与乡村女性形塑之间的深刻关联性.如果说《李双双小传》表现了在乡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乡村女性如何挪用民族国家渗入乡村的权威资源来建构自己主体性的过程,那么,赵树理小说大量出现的乡村中老年女性“中间人物”形象,则隐喻了现代性变迁中乡村的另一副面孔:自在的乡村世界中那些很难被现代性秩序整合、命名的浑沌、暖昧的“无名地带”,隐喻了乡土社会真实的文化身份.     

叙事主体与修辞取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女性小说研究

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女性小说叙述主体的问题,认为女性小说的叙述主体不仅要有面对现实的积极态度,而且要注意修辞,并致力于审美境界的提升,从而在当代的文化空间中发挥影响.     

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

在农民工小说叙事中,关于女性农民工的叙述数量众多,恐怕要占到新时期以来农民工小说叙事的半壁江山。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集中书写改革情境中身陷城乡分割体制中的独特女性命运,充分暴露了男权社会的专横、阴戾和丑陋。然而,整体上过于悲苦哀怨的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还是钝挫了它的女性意识批判的锋芒,只有少数描述进城农村女性新变的作品显示了农民工小说女性意识的深度,勉为其难地切入了时代的本质。     

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的女性叙事为例

上海盛产女作家,海派三个阶段性代表人物均为女性。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不同时代的书写上海的女性作家,用她们各具特色的文本,以女性叙事为视角,阐释了女性与一个城市的纠缠关系。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三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的女性文本有着相通的精神实质和不同的时代所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格调。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性别意识——兼谈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叙事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战争叙事、知青叙事都趋于消沉,乡村叙事还是她们涉足的话题,都市叙事基本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主旋律,女性文学也就从性别压抑、性别遮蔽而真正走向繁荣。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催化和90年代多元文化的转型之外,女性叙事从本质上来说是摆脱不了原生的性别意识和母性思维。     

个人叙事与女性话语权威的建立

个人叙事方式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为女性自我话语权威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女性文学从五四时期开始,其个人叙事文本经历了从简单明了的日记体到复杂多姿的"私人"自传体的流变,这一进程中反映出女性文学对自我话语权威逐步建构的历史行程.     

20世纪家族小说叙述方式的转换--以《狂人日记》《激流》《财主底儿女们》《白鹿原》为个案

20世纪家族小说的叙述方式经历了一个从全知叙述到限制叙述的转换,相应地,叙述者完成了从整合到分裂的转变,统一的权威的叙述姿态被打破并逐渐走向复合多元.家族小说叙述方式的转换,既表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个体选择,又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家族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从叙述方式的角度考察家族小说,将进一步从形式入手深化对家族小说的研究和阐释.     

时间与现代女性叙述——浅谈中国现代女性小说作品中的三种时间体验

人是在时间中生成的,对时间的体验对应着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从现代文学中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着手,依据现代女性小说作品中显现出来的女性对时间的三种体验:循环性时间体验、绵延性时间体验、碎片式时间体验来透视女性整体的生存境遇.     

《简·爱》中的“女性声音”品评

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运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唯我独尊"的叙事主体形象--简·爱.其叙事颠覆了男权叙事传统,建构了女性叙述声音和叙事权威.同时,小说成功地在读者与叙事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使读者能够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从而加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权威.然而,夏洛蒂·勃朗特作为殖民地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文化身份使她在女性权威的建构过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论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

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对立两项的悖逆冲突,更深刻地披显作品的真实意旨.当代小说的叙述反讽艺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戏谑反讽,通过戏拟性文本与母本间表层语码的相似及深层语码的逆忤制造反讽意义;语调反讽,通过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产生反讽效果;话语反讽,通过误用话语的语用规则生成反讽意味;视点反讽,通过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形成反讽意蕴.     

前五四时期女性期刊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创作

近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自叙体叙事属于女性古典文学叙事向现代文学叙事的过渡类型,以大量的创作传记、日记、书信形式散见于近代女性期刊中,其中尤以易瑜的《髫龄梦影》、赵璧如的《赵璧如女士日记滕稿》为代表,区别于近代女权小说受男权意识形态指导的“回响”状态,具有彰显女性“自我”意识,还原女性自我生活历史的特征,这种内倾型立场与选择恰与五四女性作家群创作相贯通,成为了五四女性文学创作的先声。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

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受到《圣经》文本的濡染,构成了小说创作的罪孽与忏悔、堕落与拯救、受难与皈依等叙事模式。他们在创作中,努力摆脱中国古典小说的伦理教诲传统模式,注重人的外部世界的观照与英雄叙事的传统模式;将对人的处境与出路的思考置予重要的位置,注重于人的内在心灵的袒露与展示、平民百姓人生的关注与描写,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中国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伦理图景考略——以现代文人的叙事为案例

小说以自己的方式触及人类生活中的伦理问题。相对于抽象的理性伦理法则,小说则凭借叙事对包含伦理蕴含的人事进行讲述,借助描绘,被小说层层展开的世界更具象、真实,给人更切实的认知。文章辨析了现代伦理的艰难及小说家面对它所表现出来的智慧,通过对现代叙事文本的诠释探究了其中的伦理蕴含,借助对知识分子如何思考伦理问题的解读,辨析了"虚构"的艺术世界与"实在"的现象人生的相同相异之处。打探这些就是在探索艺术与人生中最真实的属于伦理范畴的道德、死、爱、忏悔、出路的问题。     

现代文学中的出走话语叙事研究

现代文学作品中涌现的“出走话语”表达的是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现代性的差异与断裂,在审美内蕴上是弱者的反抗;在叙事策略方面,出走话语将现代性思想隐喻于时空的特定选择与排列上,以此在与彼岸世界和父子两代间差异的描述涵纳进步与拯救等现代思想,成为富有意味的话语表达模式。     

叙述层变换与视角运动

叙述层变换和人物视角在时空中的运动是人物充当形式叙述者的典型叙述形式。涉及同故事和异故事时 ,讲故事的人物和被讲述的人物的视角关系往往导致叙述者符号操作行为的复杂化。对叙事现象中的视角关系的精确刻画有利于文本的意义分析。     

土族葬俗叙事与女性社会心理研究

丧葬叙事是土族民间叙事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土族女性而言,丧葬叙事在她们人生的特定场合对其社会心理发生着重要的影响,成为制约、疏导、规范女性心理的重要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