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向量GARCH模型的国际证券市场波动溢出研究

以向量GARCH模型为基础,研究了国际证券市场中上海A股市场、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并且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市场均不存在单向的均值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融合程度的加强。     

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关系：中美比较

  上证50ETF期权上市至今,中国期权市场表现出很多与美国市场显著不同的特征,由此引申出关于美国的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期权市场定价是否有效的争论。         基于2015年4月16日至2017年12月29日的中国上证50ETF期权数据和美国S&P500期权数据,以股指收益率与波动率的相关系数以及股指收益率的历史分布为工具,从整体特征和横截面特征两个维度,研究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以使用期权市场数据计算得到的隐含波动率数据、波动率微笑和实际波动率数据、0Delta组合的超额收益为工具,研究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实际关系;针对上述理论关系和实际关系进行中美比较。由于理论关系研究中未使用期权数据,因此通过比较上述两个维度下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的差异,可以对中国期权市场的绝对定价效率和相对定价效率进行探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体特征上,美国期权市场中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相符,美国期权市场在绝对定价效率维度上有效;中国市场,尤其是牛市样本中,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不相符,中国期权市场在绝对定价效率维度上被高估。在横截面特征上,美国期权市场中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相符,美国期权市场在相对定价效率维度上有效;中国市场,尤其是牛市样本中,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不相符,中国期权市场在相对定价效率维度上无效,低行权价的期权被低估、高行权价的期权被高估。在上述两个特征的研究中,相应构造的0Delta组合(策略)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通过中美两国隐含波动率与实际波动率的理论关系与实际关系的研究,发现中美两国的市场状况存在差异,在中国期权市场上的研究和交易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经验,要仔细研究和利用中国市场的当前特征。监管层也应完善中国股票和期权市场制度,降低期权交易成本,实行股票现货交易(t+0)制度,完善股票现货做空机制,以使套利机制可以正常发挥作用,改善当前上证50ETF期权市场被高估的现象,使期权的保险功能正常发挥作用。     

基于Hawkes过程的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大幅波动联动性研究

考虑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的大幅波动存在联动性,本文采用二维标值Hawkes模型对2007年至2019年8月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和沪深300指数的日度数据中大幅波动的单市场延续和跨市场传染的传播特性进行建模。实证结果表明：(1)Hawkes过程可以较好地拟合国际原油和中国股市之间大幅波动的自激发和互激发效应,并捕捉资产收益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性、持续性和溢出性;(2)原油市场和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均存在较强的自激发效应;(3)原油市场和中国股市之间大幅波动的互激发效应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在实际影响方面相比于自激发效应更为微弱。本研究对股票市场建设、资产配置和风险防范均有一定意义。     

证券市场波动不对称性的动态研究

通过基于滚动样本的检验方法,实证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的波动不对称性是随着时间而演变的。1997年之后,中国股市的波动不对称性与成熟市场相同起来,杠杆效应显著出现。研究还发现,波动不对称性与市场所处的状态无关。     

股市波动结构研究进展及述评

经典理论对股市波动在市场、行业、股票3个层次没有给出论述。本文剖析了波动结构二分理论和三分理论,并作了相应的比较评述。     

政策因素对股票市场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

政策因素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政策因素进行系统的分类并量化;其次,以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标准差及上、下半标准差度量股票市场波动性,应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市场总体和不同市场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各类政策因素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因素是影响我国股市波动的主要因素,其在牛市行情中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大于熊市行情,对股市向下波动的解释程度大于向上波动的解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因素更容易在牛市行情中对股市波动产生影响,更容易引起股市向下波动.     

股市联动中的“涟漪效应”

本文提出"涟漪效应"来解释国际股市联动性的大幅波动。所谓涟漪效应就是中心市场特有波动对其它市场间联动性产生影响的现象。本文采用滚动窗口和DCC-GARCH的方法计算了市场特有波动和收益相关系数,以9个主要市场指数为样本对国际股票市场中涟漪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后国际股市联动性变化与美国市场的涟漪效应有关,美国市场特有波动升高（降低）会导致全球股市联动性升高（降低）,而其他市场特有波动并没有类似影响。美国市场与其他市场间联动性基本不受第三方市场特有波动的影响,A股与美股联动性的增强是造成A股与其它股市联动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此外,研究特有波动与相关系数的关系能帮助我们识别国际股市中风险传递方向,本文结果显示欧洲市场对其他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以往研究可能高估了欧洲市场的影响力。本文丰富了股市联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市场联动性变化、评估市场影响力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谁是驱动中国原油期货价格波动的关键信息?

本文首次对影响中国原油期货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运用广义动态因子模型,结合互联网数据,为中国原油期货价格构造了六类预测因子：供需预测因子、市场金融化预测因子、汇率市场信息预测因子、商品市场预测因子、全球宏观经济预测因子以及事件预测因子.基于混频GARCH-MIDAS模型,本文发现上述六类因子能显著改善对原油价格波动的预测精度.同时,基于MCS检验结果,揭示出在不同时间尺度下,驱动中国原油价格波动的信息存在明显差异性,即在短期和中期预测中事件预测因子起主导作用,而供需因子则是在长期主导中国原油价格波动的关键因素.综上,本研究为国内原油市场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及市场监管者把握未来市场信息提供了分析工具和参考依据.     

共同基金的动态流动性偏好——基于预期市场波动和投资者情绪

本文发现预期市场波动和投资者情绪有助于解释基金动态流动性偏好,可能被基金经理作为动态流动性管理的混合信号指标。使用2006-2018年中国市场的共同基金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在未来市场不确定性升高时,噪声交易者风险能够显著影响共同基金的赎回压力,具体表现为,在市场波动时期,前期积极的投资者情绪将进一步加重基金的资金外流。基于此,基金经理可能根据预期市场波动和本期投资者情绪这两个信号指标来动态调整流动性偏好。实证检验显示,共同基金的流动性偏好与市场预期波动及当期投资者情绪正相关,共同基金采取以预期市场波动和投资者情绪为混合信号的动态流动性偏好有助于改善基金业绩。     

连锁董事和股价同步性波动:基于网络视角的考察

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连锁董事的背景下,从公司透明度和趋同性两方面分析连锁董事对公司股价与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采用实证方法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分析连锁董事对股价同步性波动的作用机制。以2003年至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纵列截面数据,借鉴网络分析方法,采用居中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向量中心度度量公司的连锁董事。实证结果表明,拥有连锁董事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波动更高;在网络中镶嵌越紧密的公司,其股价波动和市场波动更一致。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大公司和国有控制公司中,连锁董事通过降低公司透明度增加股价同步性波动;在小公司和非国有控制公司中,连锁董事通过增加公司间的趋同性增加股价同步性波动。研究结论对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中国开放式基金市场波动性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中国开放式基金市场整体波动性进行全局的静态分析,给出了其波动特征的全景式描述.从动态的视角出发,运用滚动样本的检验方法刻画了开放式基金市场波动特征(包括杠杆效应、风险溢价效应和波动持续性)的时变性及演变规律.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原油市场波动预测研究

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常被认为是原油市场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引入Caldara和Iacoviello提出的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 GPR)指数,将混频的GARCH-MIDAS模型扩展为GARCH-MIDAS-GPR类模型,分析不同国家、类别和严重程度的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原油市场波动及其预测精度的影响,并从不同长度的波动率预测、中国原油期货推出前后的波动率预测、替代基础模型的使用、波动率预测方向、原油风险预测和投资组合管理六个维度探讨结论的稳健性。更进一步,引入3类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6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对比分析多种不确定性信息对中国原油市场波动的预测能力。研究发现,首先,各国、总体以及严重的GPR指数对我国原油市场长期波动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地缘政治风险指标的纳入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原油市场波动预测精度,其中3类反映世界整体地缘政治风险水平的GPR指数表现相对较好。最后,相比于常见的宏观经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地缘政治风险指标可以为原油波动率预测提供更多有用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在预测统计精度与波动率的应用层面均具备稳健性。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波动特征实证研究

根据不同类型的ARCH类模型的特点及其所刻画的市场波动特征,本文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波动的聚集性进行检验,分别运用EGARCH和TGARCH模型对证券投资基金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杠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运用EGARCH-M模型对证券投资基金波动的风险溢价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改进的EGARCH模型对证券投资基金波动与信息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社会发展面临诸多两难选择

<正>从2011年开始,中国社科院在《社会蓝皮书》总报告里就不断强调中国进入新成长阶段。在新成长阶段,发展的动力、面对的问题、发展的战略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初级市场上,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局面,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出现过去经济发生重大波动时失业状况便非常严重的局面。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这和过去相比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股市波动助长了市场投机性吗?

高投机性和高波动性一直是中国股票市场的显著特征,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从投机性市场异象、均值-方差关系以及宏观风险因子定价三个方面研究了股市波动的加剧对市场投机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市波动的加剧助长了市场投机性,具体体现在:在高波动率状态下,中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市场异象显著增强;同时,市场组合收益率正向的均值-方差关系减弱,宏观风险因子价格偏离理论预期.本文的结论对于加快建设高效的股票市场,强化中国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提高中国股市的监管效率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     

基于多分形波动率测度的权证定价方法研究

金融复杂性研究表明,无论是成熟资本市场还是新兴资本市场,其价格波动除了具有时变、聚类和杠杆效应等典型特征外,还普遍具有更复杂的多分形特征.以中国股票市场中的4只认购权证为例,通过深入考察并充分提炼股价多分形分析过程中产生的对定量描述价格波动有益的统计信息,提出一种新的金融市场波动率测度,即多分形波动率,并进一步探讨其在权证定价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股价波动确实具有明显的多分形特征;且在B-S定价模型框架下,多分形波动率测度具有比常用的GARCH波动率测度和EGARCH波动率测度更优异的权证定价精度.     

基于极值理论生鲜乳市场风险评估研究

本文采用极值理论(EVT),对中国生鲜乳市场进行尾部数据拟合,通过超越阀值模型(POT)选取阀值,并在广义帕累托分布(GPD)模型下计算中国生鲜乳市场价格风险(Va R)。结果显示,生鲜乳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同时,预测生鲜乳价格市场十年一遇、百年一遇情况下生鲜乳价格最大波动幅度或称风险价值。     

市场开放和股票市场行为-B股市场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沪市和深市对国内投资者开放前和开放后的数据,利用Bootstrap方法构造Levene统计量临界值,从市场波动性、平均回报率和夏普比率等三个方面研究了B股市场对国内投资者开放以后的市场行为.研究发现尽管市场开放后的波动性呈现显著减小的趋势,但是市场平均回报率和夏普比率开放前后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B股市场对内开放并没有显著改善B股市场的效率.     

股票市场波动的政策影响效应

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 ,由于供需矛盾、结构矛盾、以及市场参与者不成熟等诸多原因 ,政府对股票市场给予了较强的监管和调控。也正因为如此 ,政策干预调控成为市场波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 ,在考察政策影响股市波动的显著性的基础上 ,运用干预模型分析了政策影响股市波动的特征、深度和广度。文章认为 ,近年来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幅度有所降低 ,但影响的持续性变长；要避免由于不当或过度的政策干预造成市场效率的损失 ,关键在于强化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股票市场波动特征及其成因是证券经济中倍受关注的问…     

基于双侧矩与高阶矩偏好的资产定价：源自中国股市的实证研究

原有CAPM忽略了代表性投资者对高阶矩如偏度和峰度的偏好．也没有将上升风险和下跌风险进行有效分离（将高于目标受益的波动也认同为风险）。为了突破这两点假设．本文讨论了基于代表性投资者双侧矩和高阶矩偏好的资产定价方法．并用中国A股市场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所得结论如下：（1）在影响股票收益的所有特征因子中．规模效应在国内股市存在,而账面一市值比不是一个独立的定价因子。（2）将市场做上下划分并纳入高阶矩偏好,对应的市场因子较特征因子能更好的解释股票的截面收益：通过加入规模因子和账面一市值比因子构建多因子模型进行检验,该结论照样成立。（3）投资者并没有将高于平均回报的“牛市”波动视为一种“收益”指标．而将其与下跌风险指标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