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康雍乾三帝接受俄葡英三国使节国书礼仪

引述清朝通事传教士马国贤、巴多明及英使马戛尔尼及其随员文带分别记录的俄国伊斯梅洛夫、葡萄牙麦德乐、英国马戛尔尼三位使节觐见礼仪,认为朝见礼仪与递交国书礼仪虽有关联,却是两种礼仪,三使节觐见的三跪九叩首礼不变(英使或许是行三跪九鞠躬礼),递交国书礼仪,由大臣转呈皇帝更改为使节直接将国书递交皇帝。由此得知三国使节争取平等国地位,获得部分成功。康雍乾三帝改变接受外国使臣呈递国书礼仪,是国内外政治局势造成的,是不得已的举措。康熙帝为遏制俄国支持北疆准噶尔而对其让步;雍正帝在继位合法性等社会舆论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借外使祝贺登基改变形象;乾隆帝为维持"十全老人"形象令接见英使有个喜剧结局。三使节礼仪之争的史事表明:"来者不善",英使提出占据两个小岛的要求;递交国书仪礼之争实质是使节代表其国家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皇帝权威挑战;不识18世纪世界形势的中国统治者,在守旧观念主导下,将使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颓势地位,巨大的危险将至。     

春秋时代的国书文体

《左传》《国语》等典籍所载的外交应对之辞,许多本来是列国往来所使用国书的内容.国书是春秋时代盛极一时的文体,它是赴告制度的产物,是聘问礼仪的要求,把国书以行人应对辞令的方式载入,是先秦史书的惯例,其中“寡人”、“不榖”、“孤”等称呼皆是国书的标志.春秋国书大概有告请类、通报消息类及庆吊类等,不同场合的国书,内容、措辞和写法各不相同.春秋国书形成了简约、恭敬、婉曲的语言风格.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代的国书事件及其文本阐释探微

大业三年(607),日本的第二次遣隋使向隋帝国递交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国书。以隋代王言为视角，通过对遣隋使派遣与国书的文本细读两个层面梳理，可以看到古典的汉字书面语成为中世纪东亚共享的文化遗产。然而，它的引入与使用，却引起了文字背后的文化价值上的纷争。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君臣(内臣、外臣)关系在中世纪“国际”文书制度上被表现出来，其中还蕴含了佛教的东西观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固有的文化价值，还有王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权力。     

辽宋交聘制度的初步确立

辽宋两朝在公元974年首次实现交聘关系后,即初步创制了互遣正旦国信使和生辰国信使等交聘礼仪制度。这一交聘制度的确立,不仅确保了两朝间一定时期内的友好和平关系,而且为辽宋两朝的不断交往和加深了解提供了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为辽宋两朝未来关系的发展趋势确立了和平相处、对等交往的模式。     

新中国首位驻外大使履新记

翻阅卷帙浩繁的外交档案,一份略微泛红的国书格外引人注目：长约一米的卷宗用毛笔正楷竖排写就,封面印有＂国书＂两个红色繁体大字,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外长的亲笔签名之后,书有＂国字第壹号＂字样。1949年11月3日下午1时,克里姆林宫,身着黑色中山装的新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     

中国如何收赠国礼

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互送国礼是重要的外交礼仪之一，它记录了国家之间友好往来的点点滴滴。那么，国礼是怎么送出门去，又是如何迎进门来的？     

渤海使臣使日与日本宫廷的外交礼仪

渤海使臣出使日本期间,日本接待渤海使臣的外交礼仪体现在接待的准备工作、活动安排、参观宫廷的体娱乐活动、日皇接见、御宴、诗唱酬答、互赠国书、信物等外交活动中。从渤海使臣出使日本所见日本的外交礼仪具有如下特点：日本在公元八世纪已设置专门负责管理外交事务的使臣,同时设立负责翻译的专职人员。接待国外的使有不同的接待规格。渤海使臣使日期间,除有应酬唱答的化交流活动外,还进行商贸交易等活动,从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了解,增进了两国间的友好往来。     

宋金外交使节出使任务初探

政和八年(1118)北宋派遣马政等渡海赴金,商议夹攻辽和收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地事宜,正式揭开了宋金外交活动的序幕,至绍定六年(1233)金遣阿虎带使宋借粮,宋人不许,并于1234年联蒙灭金为止,双方交往达116年。其间,战争时期约29年。和平相处时期约87年。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相处时期,双方的外交活动始终未断。双方使节频繁往来,为解决双方的重大问题和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文不想对宋金外交作出全面论述,仅就宋金外交使节的出使任务作一初步探讨。不正确之处,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论求职面试的艺术

近年来,随着物质文化水平和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将究礼仪是作人的基本要求,无论在何种场合,都应注意有关礼仪问题。而在求职面试时,更需要通过礼仪的恰当运用,来展示自己良好的个人形象。这些礼仪包括:得体的衣着、文雅适宜的谈吐、优美讲究的体语。对于这些问题,即要明确其内容,更应注意养成良好的礼仪意识,并能进行足够的训练,使礼仪意识和礼仪知识外化为自己的形象,帮助每一个人在各项工作中取得成功。     

宋孝宗为改变不平等“受书礼”的斗争

宋金“绍兴和议”的签订标志着两国的“受书礼”开始不平等。宋孝宗继位后，为了改变屈辱的不平等“受书礼”，采取了外交等多种手段与金朝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终以失败告终．它说明外交斗争是不起决定作用的．起决定作用的双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实力的对比。宋孝宗的斗争行为是有积极意义的。应矛充分肯定。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论洋务派外交思想的近代意识

论洋务派外交思想的近代意识侯德彤所谓洋务派外交思想的近代意识是指：洋务派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和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冲击下所表现出的一种观念更新和近代化倾向．具体包括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主要是英夏观）的反思、批判，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     

论晚清地方外交礼仪及地方官的态度

晚清中外约章对地方外交礼仪的规定包括三部分：与外国官员往来礼、与传教士往来礼及与其他外国人往来礼,其中与官员往来礼仪规定最详,涉及公文格式、称谓等方面。这些规定从礼仪方面体现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外交局势的深刻变化。地方官十分重视礼仪的作用,将其作为处理地方交涉的重要辅助手段,如借助外交礼仪抵制列强索取约定之外的外交特权,借助外交礼仪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等,都是他们重视和运用礼仪的表现。地方官对外交礼仪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外交关系模式的应对和适应。     

契丹辽朝与南唐交聘中的关键节点

为了对五代十国时期契丹辽朝与南唐的交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梳理和分析史料的结果表明,“高霸事件”是双方交聘前期的重大事件,“清风驿之变”则是双方交聘后期的转折点,它们是对双方交聘目的、内容、地位和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节点。这对于准确把握双方的关系,以至客观认识契丹辽朝的中原政策很有帮助。     

中俄民族习俗礼仪之比较

对外交往能否顺利成功进行,取决于交往者能否准确掌握和运用对方的礼仪。两国在交流中,相互了解对方的民族习惯和交往礼仪,能避免相互的矛盾冲突,使交往在有礼有节中顺利进行。因此,深入了解和准确掌握各国习俗和礼仪非常重要。本文主要就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习俗在人生价值观、等级观念、男女社会地位以及交往礼仪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以期能更好地促进中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交往。     

宋文帝遣使与元嘉之治

南朝宋文帝元嘉时期,遣使频繁,其遣使类别因遣使目的不同可分为遣使巡行、遣使赈灾、遣使案狱、遣使慰问和遣使交聘。宋文帝也正是通过遣使从而了解了国情、澄清了吏治、赈恤了灾荒、稳定了社会、繁荣了文化、发展了外交,最终促成了盛名于史的元嘉之治。     

古代日中关系史上的问题点──以隋、唐、渤海的交流为中心

本文是日本大阪府立女子大学校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上田正昭先生，在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２日我校举行的西北大学授予上田正昭先生名誉教授仪式上所作的学术报告的讲演稿。他在报告中，对古代日中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令学术界耳目一新。他强调指出，古代日中关系是极其和平和友好的。但遣唐外交并不是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展开的，而是在极其紧张和对立的复杂环境下进行的。同时，他还指出在遣唐外交的背后，还存在着日本和渤海国之间的交流关系。     

建国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外交实践多姿多彩；他恪守中国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维护世界的正义和平，创造了无数感人的外交范例；他特有的外交风度称誉世界，在新中日外交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西周聘问礼中的“礼赠”特征之分析

聘问礼在五礼之中属宾礼,是周代贵族之间重要的邦交礼仪。聘问礼的进行是伴随着礼物互赠的,称之为"礼赠"。"礼赠"是西周贵族之间交聘往来的一种情感表达与身份标识,其在礼仪交往中体现的等级性、对等性、象征性、敬让等特征恰恰是西周礼制的本义之表达。"礼赠"对于周礼的维系与西周贵族统治秩序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着周人的基本精神。     

许筠与明代文人的书籍交流考论

许筠曾结交过众多明代文士，与明朝文人进行交流、交换书籍、探知中国文坛动向。许筠收集中国书籍大体有三个途径：一是作为远接使在接待被派遣到朝鲜的明使的过程中与明朝的文士们相互进行交流时收集；二是作为使节被派遣到中国时收集；三是通过译官和漂流人收集。许筠在与明朝文人交流的过程中，为传播朝鲜的诗文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特别是将自己与其姐姐兰雪轩的诗文集介绍到中国，为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