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届时，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将永远结束。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原则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由法律加以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4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基本法为依据。香港基本法自1997年7月1…     

试论我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的法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已于1990年4月经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的通过,为“一国两制”的国策的实行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证,开辟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新途径。香港基本法规定,1997年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模式浅析

1990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部举世瞩目的、以充分民主的方式制定的“法律杰作”缔造了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架构,并以其创造性的独特设计丰富了世界政制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微·驻港部队

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是一面中间有5颗星的动态紫荆花图案的红旗。红旗代表祖国,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花蕊上5颗红星象征着香港同胞热爱祖国,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     

我国内地与香港区际合同关系法律适用刍议

1990年4月,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基本法》。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在1997年回收香港时,将在香港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外,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我国内地和香港将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内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内地实行全国人大和     

论一国两制下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 已于1990年4月4日由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将从1997年7月1日起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由于"基本法"的通过,从此基本上实现了法律化、具体化,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洗雪民族耻辱的愿望,这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党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实践再次证明了党的光荣和伟大.     

范徐丽泰谈香港政制前瞻

范徐丽泰谈香港政制前瞻香港《大公报》４月５日刊登香港特区临立会主席范徐丽泰在“纪念基本法颁布七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题为《香港政制前瞻》，摘要如下：７年前的今天，“基本法”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基本法关于未来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     

漫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正>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日,会议主席团公布实施。这是继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三部宪法之后颁布的最新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是一部合乎中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宪法。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     

政协委员何时开始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9年4月17日至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列席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并参加了讨论。从此,政协委员开始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政协工作停顿。1975年7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尽快召开五届政协会议,但遭到“四人帮”的破坏,未能召开。直至1978年,停止活动13年的人民政协开始恢复,同年2月24日至3月8日,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时出席这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列席了同年2月26…     

再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权

中央出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在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通过第23条将国家安全立法权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却迟迟未完成该项立法,导致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有损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言行无法进行有效惩戒。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可以凭借宪法第31条赋予的监督权和立法权,收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的授权,径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门性立法,这种立法与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不同,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无须列于附件三,而是可以直接实施。     

实行企业破产制度对振兴我国保险事业的重要作用

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议,由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和有关部门参加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草案)规定,企业达到破产界限,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宣告破产。在我国实行企业破产制度是繁荣经济的一项重要改革。这项制度的实行,对振兴我国保险事业将发挥重要作用。     

无先例可循的创造——“一国两制”构想与香港基本法

体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于1990年4月4日,经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基本法的颁布和实施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基本法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它标志着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实行企业破产制度对振兴我国保险事业的重要作用

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议,由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和有关部门参加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草案)规定,企业达到破产界限,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宣告破产。在我国实行企业破产制度是繁荣经济的一项重要改革。这项制度的实行,对振兴我国保险事业将发挥重要作用。一、实行企业破产制度,有利于扩大企业财产保险复盖面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既非“小宪法” ,也非代议机关的制定法 ,而是宪法的特别法。这取决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内容、功能、名称和法律效力等。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性质的界定 ,不仅是学理问题 ,也是一个直接涉及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实际运行 ,乃至宪法的实际运行的问题。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其宪法的特别法这一性质 ,不因与宪法的抵触而无效 ;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效力是通过其特别法 ,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得以实现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则相应地属于宪法解释 ,并因此得以改变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之“先例”。     

澳门基本法草案与香港基本法的比较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草案)已于1992年3月16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在澳门和全国其他地区广泛征求意见,这一法律草案和全国人大在1990年4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究竟有何异同?其相同与不同的原因何在?澳门、香港将来都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相同,为何两个基本法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规定,对此应如何说明?这是人们所关心的法律问题,本文将就这些内容作些初步探讨。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地区繁荣昌盛法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并决定自同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它除序言外,共分七章,计六十七条。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之一,它是我们进行民族工作的准绳。     

纪念新中国诞生50周年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试论私营企业的发展及其法律保障

我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宪法修正案有关私营经济的明确规定,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符合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1987年底,全国有     

香港回归后可否单独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不能单独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保持和发展外交关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中国外交部在香港设立机构处理外交事务。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     

论征收与征用概念的界定

我国的征收和征用存在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制度之间不能协调统一的不足。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完善我国征收和征用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修正案第20条和第22条,在充分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前提下,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过程中形成、发展,具有很强的宪政精神。但在学界征收与征用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使用非常混乱,需要以宪法修正案为依据加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