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价值理性

科学概念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成对儿出现,此所谓"对待范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对而言,也是一对儿。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在他那里,工具理性亦即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亦即人文理性。韦伯把人们的社会行为分为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两类,合理性行为又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工     

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与合理性理论的内在关联

在方法论问题上,韦伯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要想理解韦伯价值中立原则的真正内涵,必须深入其理论逻辑内部.韦伯认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是不相容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工具合理性取代价值合理性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消解了价值与意义,但是却为现代社会带来了规范与效率,因而具有其内在合理性.由此出发,虽然韦伯已经看到了在人文社会学科内,完全排斥主观性与价值的维度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试图将在实践领域代表了规范与效率的工具理性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来.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与他的工具理性为主要内容的合理性概念具有内在的关联,是韦伯整个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从个人到社群: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困顿--以严复、孙中山为例的个案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以严复、孙中山为例的个案剖析 ,来揭示和彰显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在“个人”与“社群”这一对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上所表现出来的左右支绌、进退维谷的某种困顿与遑蘧心态。这种思想景观究其深层缘由 ,乃在于韦伯所谓“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内在紧张 ,而由此来审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风流云散的际遇遭变 ,或许正不失为一个冷峻的切入视角     

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双重解读

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解读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人类理性面临的重要任务。工具理性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把握,由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犯而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开拓了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双重解读的根本途径。     

“新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综述

“新经济”时代 ,一方面 ,经济飞速增长 ,技术迅速提高 ,人类的交往空前扩大 ;另一方面 ,却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和困境 :人情淡薄、犯罪猖獗、资源破坏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 :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道德伦理越来越密不可分。一、经济伦理的现代危机对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困境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都将之与西方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而造成价值理性的衰落联系起来。奥斯特罗姆认为 ,虽然韦伯把具有官僚行政体制的“独裁”政府管理体制看作是西方文明中“法律理性”的基础 ,但他的法律理性观念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卢梭式的悖论 :“人生而自由 ,…     

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要求及其调适

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中 ,韦伯选择了工具理性建构了官僚制理论的框架 ,随着世界的“解魅” ,以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 ,从而形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特征 :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然而社会的理性化带来了现代性的价值荒芜 ,哈贝马斯特别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公共行政数字化要求特征进行调适 ,去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回归。     

公共政策伦理价值的偏离与矫正

公共政策内含着基本的伦理价值如公共性、公平、正义等.但在实践中,工具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式微以及政府的内在性侵蚀公共性使得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其基本的伦理价值.而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提升公共政策主体的美德以及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衡平方能实现对其伦理价值偏离的矫正.     

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与现代化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理性化”是“我们时代的属命。”①确实,正是以人类理性觉醒相贯穿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从文化精神上启动了西方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对于所谓“后发展”国家来说,“理性化”无疑是求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前提和价值目标。然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对西方“理性王国”的不完满性有着自觉批判意识的中国,应该通过何种理性化之路而达于现代化目标呢?对此,韦伯将理性二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观点,给我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一韦伯在研究人类行动的文化意义时,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即传统的行动、情感     

关于对社会学“工具理性”问题的探析与反思

在韦伯看来,科学技术构成工具理性的基础,韦伯主张限制工具理性,恢复实质理性的权威,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剖析了技术理性统治给社会的思想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理性观也有缺陷.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官僚制”的文化省察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以及他的合理性、合法性范畴 ,是 2 0世纪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但是 ,在韦伯的这一学说中 ,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面对官僚制和合理性问题上的各种缺陷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作了思考 ,并提出了人文救治的方案。但是 ,韦伯的方案只不过是在官僚制外部寻求补救。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 ,但交往合理性如何内在地包含着整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动力 ,却是不清楚的。所以 ,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实 ,科学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走向与文化重合的客观趋势。即使在过往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理性建构中 ,如果进行哲学的终极追问的话 ,也可以看到文化和价值特别是信仰的意义     

从“韦伯问题”看墨家当代价值如何可能

马克斯·韦伯关于文化理念与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关系的研究,被我们称为"韦伯问题".在这里,沿用"韦伯问题"的思路,来考察墨家与当代经济的价值关联:韦伯认为,清教生信仰上帝的宗教观念下,形成了一种具有合理性、经营性、组织性的理性化的经济理论,其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生成.反观墨家,在"天志"的宗教信仰下形成了以"兴种除害"为旨趣、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经济伦理;墨家这一经济伦理具有的实用主义理性、注重团体诚信、组织化的劳动分工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精神相契合.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日趋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墨家可以为我国市场经济提供理性精神资源与动力,从而使墨家当代价值成为可能.     

决策研究的价值冲突

由于决策研究与决策行为相分离,决策研究面临“劳务－代理关系”背景下的多重价值选择的冲突。工具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影响着决策与决策研究过程。知识价值理想使决策研究专家在承认局部辩护合理性的前提下更多地包容社会理性价值。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科学的伦理意蕴

作为人类文化的有机因子,科学与伦理是相互联系的。科学知识内在地与伦理道德价值相结合,“伦理驱动力”不仅是“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而且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活动的内在要求。作为科学发展的主体,科学共同体具有伦理的本质和特性,而且日益发展成为伦理共同体。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伦理道德的考量成为科学合理性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与伦理并不是截然二分的,科学在本质上具有丰富的伦理意蕴。     

韦伯合理性理论评议

韦伯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 ,并赋予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之意义 ,他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 ,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理性化过程” ,从而把狭义上被看作是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和历史、社会等现实领域 ,成为人的行动及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以说明西方现代性的演进及其本质。韦伯合理性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转折点 ,在他之后的现代性理论大都对他的理论有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     

对工具理性及其批判的再批判——哈贝马斯：“合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合理性到底意味着什么？韦伯将理性认知一工具化并视为合理的，他混淆了不同结构的合理性，其批判准则亦具相对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主观理性、并通过大众文化批判来突破主体性；他们以模仿重构合理性的认知结构，对客观理性的认知结构是抽象的，其文化批判准则亦是物化的；哈贝马斯通过工具理性及批判的再批判，通过交往合理性整合不同有效性，形成合理性的规范结构，批判准则通过主体间论证获得普遍性，交往合理性重构了合理性的认知结构与批判准则。     

技术文化:事实与价值双重领域的结合体

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叙述中,“技术文化”这一专门概念的提出具有自觉性、实质性和全局性,承担着基础性的、核心的解释功能.对技术文化的合理性诠释,克服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合理性问题理解中的偏颇,站在辩证理性的立场上,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角度,促使社会制度合理化与行为合理化.     

伦理生态与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

确定中国伦理精神合理性建构的标准 ,离不开对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实质的把握。即以“伦理精神”、“合理性”、“伦理生态”作为基本概念 ,确立“现代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 ,就是伦理生态的建构的命题。应在生态中尤其在伦理与经济、社会、文化的整合生态中建构、确证、把握伦理的价值合理性     

形而上者谓之道

M·韦伯将人类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将现代化早期进程概括为工具理性时代。沃勒斯坦则直指其为一个世俗化阶段。维也纳学派提出,于人类(哲学)知识体系中开除形而上。价值理性由此被遮蔽,形而上的追求与关怀由此能动性地失落。形而上乃人的本质,人就是形而上的动物。形而上关怀繁衍、派生价值理性的逻辑,除传统套路外,指向两个层面:意义派生与话语派生。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上,尤其需要倾听形而上的召唤,保持意义的拷问与价值的追求。